从“说书”到“推送”：
传播中“倾向”与“真实”的
伦理探讨

宝阿咪丽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信息传播在其言说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实践的行动和联系，帮助人们交流关于现实的观念，也推动着社会交往活动的发展。因此信息传播的伦理问题从不只是一个专业领域内的命题，人们所追求的“真实”也绝不仅仅是依靠技术的发展便能够得到的。将关于它的探讨与时间和空间串联起来，将有助于人们跨出认识的“模具”，合理地判断此类问题。

关键词：新闻真实 主观性 新闻伦理规范

随着传播技术的变更和信息总量的汇聚，如何判断这个世界的原貌成了一个大难题。电视新闻节目总会说我们是公正的；移动新闻分发平台则不断宣称我们是客观不带有任何主观立场的。可与此同时，“吃瓜群众”却总是“心有千千结”“剪不断理还乱”。事实上，人们缺少的并不一定是判断的标准，也许只是对于自身境况的反思。

一、大众传播体系给予模式对话的可能

人们曾经期望“意见的自由市场”可以达成，奉行不同标准的新闻媒体可以在这里进行充分的讨论。使得那些力求强调各类情感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讨论中可以将不同主体表现得同样值得尊重。[1]但社会是否能达到这种理性，人们是否愿意在理性与情感之间达成这种平衡，却是未知之数。

（一）多元标准演化来的多种可能

如何定义新闻的真实性？目前，美国新闻界针对这一问题采取的的解决方案是“不去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1996年，美国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制定了第五版《伦理规范》。在这一版本中，SPJ将过去描述性的词语“真实”更换为“寻找真相并报道”。其改版委员会认为：“我们相信通过各种方式都可以寻找到真相，我们给公众提供的不仅仅只有一种真实或是不仅是通过某一单一的途径。”[2]

标准的制定者总会强调其奉行的规范拥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从不是“确切”的。这与默顿关于离轨行为原因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默顿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把失范看作是社会所同意的目标与社会所同意的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之间发生矛盾的结果。[3]由于社会标准是由某些阶级或利益集团所拟定的，那些对共同的目标有着不同认识的认知模式便很容易被排除在外。同一且固定不变的标准则极有可能指向某个丁字路口。因此在共同理想之下，人们鼓励多样性的存在，并在不同标准和意见之中探讨更加可能的发展路径。但现实中，左右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也并不只是某一种特定的模式。

（二）美国自由主义模式下的新闻困境

丹尼尔·C·哈林和保罗·曼奇尼认为，在西方话语体系中，奉行自由主义模式的美国以新闻自由和大规模发行报刊的先期发展为特征，商业性报纸占主导地位。[4]因此。尽管美国新闻实践的类型十分丰富，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其媒介自律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进却显得十分缓慢。在其发展过程中，杰斐逊对新闻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的作用保有着极高的期待。在杰斐逊眼中，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传播知识并付诸公众理性；谴责一切弊端；保障宗教自由；保障新闻出版自由并保护人身自由。”[5]但不幸的是，杰斐逊等人所盼望的多元的意见竞争在实践中却被党派和商业垄断裹挟，自由的新闻讨论变成了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美国民众认为记者在报道中插入自己的观点是信息接收者在保持知情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6]在同年另一项调查中，调查者请受访人分享当他们想到虚构的信息时最先想到的事情。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提到了新闻媒体。其中，FOX和CNN在报道过程中伪造信息和采用偏颇信源的问题是人们最为关注的两点。将受访者以倾向的党派进行区分，两党中，共和党人更容易提到CNN（6%对不到1%），而民主党人则更可能提到FOX新闻（7%对1%）。[7]

由此可见，每个个体都有着各不相同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背景，亦具有各自独立的价值观念与取向。这使得信息传播者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像设想中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受访者更容易认为与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媒体较为偏颇。因此，即便是杰斐逊期待的自由讨论，在其实现过程中，意见冲突也从未停止。媒体中的讨论不见得能够帮助受者明确事件的真相，但它却能更快的帮助人们找到自己所倾向的意见团体，并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看，杰斐逊的目标更像是一种难以实现的设想。

二、人际传播过程中创作者本身有着“解释力量”的魅力

抛下技术的“加成”，如果我们回到信息传播技术更为简单的情况下来看待这些问题，是不是会显得更为简单些呢？事实上，无论信息传播形式如何变化，语言都是我们获取和处理信息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它可以极度准确，刀刀见血；也可以朦胧缥缈，带给人们无限遐想。当传承与传统愈发重要，口头传播便逐渐脱离的“集体创作”。职业的“说书人”走向台前。他们使得文学的传播者与创作者拉开了距离。信息也可以经由这些传播者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们熟知的《格萨尔》《玛纳斯》和《江格尔》，便是口头叙事对于历史信息的记录。但口头传播的形式也为这些文本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传播者很容易有意或无意地对传播内容进行再加工。

这即是口语传播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同样也是它的魅力所在。神话、歌谣、奇闻异事便是在这一个个“再加工”的过程中流传开来。有经验的说书艺人也会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将丰富的生活细节、风俗民情和民众的爱憎情感融入其中。这即是对文本的继承与发展，也加强了文本的故事性与连续性，有时甚至可以让文本更加贴近地方生活。[8]此时的说书人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特定的组织形式和展演方案，并在实践中通过“话说”、“却说”等套语搭建起了话语的框架，进而展开故事的演绎。仅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这一传播形式是非常成功的。它逐渐跨过时间与空间力量的“检验”，随着日益频繁的交往交流，走向更远的地区。东蒙古地区的民间说唱艺术胡仁·乌力格尔便是汉族的“历史演义故事”和“说书”艺术地方化的结果。它以“说唐”系列故事为主。[9]生活在此地的蒙古语说书人则在一次次的演绎之中逐渐完成了对于文本的再创作。说书这一艺术形式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靠近人们的现实生活。

其演绎的内容除了英雄故事之外，逐渐丰富了发生在周边地区的大事小情。演绎者奔走于各个地区，在进行表演的同时也肩负起了信息播报的职责。某种程度上，不同的说书场景就像一个个各具风格的电视节目，说书人身兼策划、主持等多个角色。音乐则贯穿其中，将一个个故事与线索串联起来，使得整个表演从头到尾，一气呵成。说书人对于传播的事件进行一定的艺术化处理，以便让传播的内容更加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这是一场观众也深入其中的表演，远方的新闻则更像是一种基于现实世界的拟像符号，所谓的专业性和可信赖性则与是否能将听众吸引过来的话术紧密相关。

三、新技术满足了多样化需求却也画下了认知的新牢笼

随着传播主体的演变，今天的人们有了更强的“能动性”。一则，我们不再被动地在固定的地点等待说书人前来开场，进而有机会走向远方去实地验证信息的真伪。另一方面，大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时空距离发生了重组。电视机前特定时间的等待也成为了过去。从接入互联网的那一刻起，世界便来到了眼前。在这个世界中，数据让相关关系代替因果关系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重点。两种认知方式无所谓哪一个更为出色。只是快速更迭的信息搭配以远超人脑的技术分析，让影响决策的因素消失无踪。而刚刚走出房屋牢笼的决策者们，似乎又走进了一个虚拟的电子牢笼。在这里，真实与个人体验之间的联系，脱离了群体关照，变得无比紧密。

今天，计算机代替新闻编辑工作者进行信息筛选和分发的模式已被用户接受。据艾媒网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国内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中今日头条月活用户数量已超2亿，以绝对领先优势与腾讯新闻共居行业前列。大众传播时代新闻内容标准的多元性在这里被延伸到了技术手段身上。越来越多的新闻阅读类APP努力在功能设计上丰富其推荐体系，利用过滤算法、排序算法、效果评估算法等形方式来不断模拟不同用户的意见倾向和需求偏好，并通过技术设计来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

然而与此同时，媒体组织和技术平台的边缘逐渐模糊。曾经由新闻编辑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时仿佛也不知该落在谁的头上。这其中，今日头条由“你关心的，就是头条”到“信息创造价值”的改变便体现了其信息传播中心由人到技术的转变。其拥护者认为，技术的冰冷的。与人的盲目选择相比它更具客观性。真正具有主观性的反而是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可实际上，算法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其本身也是对于某种价值的体现。马斯洛认为“科学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并且也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科学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11]今日头条也不是其拥护者所推崇的信息搬运工。因为它总要为某些利益而“自觉跳动”，至于跳动的模式与逻辑就要与收益密切联系起来了。

作为身处数字时代的一个节点，人们总会有意或无意的被公众讨论所环绕。这种讨论很少像“具身传播”一样具有一个明确的场景，指向某一个确定的目标。大部分情况下，它只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当信息的接收者身处各自的“信息隔间”中时，很有可能“一日不喜肉味，三月不见荤腥”。二进制数字通过“数字足迹”来解读人类行为，每一个使用者在网络上都无所遁形。

所有人都知道坐在人群中的说书人说的有趣，但不是绝对的真实。但与之相比，机器的“观点”则更为隐蔽，高相似度分众群体的汇聚使得个人倾向在不断放大，多种观点的对撞开始退场。其所谓的“个性化”更像是利用技术帮助人们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自我回音”。只不过说书人用弹奏的音乐或言说的节奏串联起所有信息，今天的媒介使用的是光电信号或运算法则罢了。

四、结语

随着媒介的变革，人们对主观倾向性和真实性之间的评估、考察的模式也在不断产生变化。这种讨论深刻影响着不同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组织中人的归属与意见的表达。 [12]同时，政治、资本和技术三者在社会权力的网络系统中此消彼长，让我们需要追问：人们真的距离真相更近了吗？人们可以接受信息传播者夹带私货的“恰饭（添加广告，获取收入）”，是否也可以容忍新闻信息裹挟个人立场呢？

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写道：“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被建造的……是作为迷因机器而被培养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因子的暴政。”[13]文化和技术的加入让我们有机会去质疑和选择，但与此同时，以技术为代表的力量正在影响着文化基因的塑造。回过头来，尽管今天的我们仍然没有找到衡量倾向与真实的有效标尺，但每一次对它的拷问都是一次对于媒介的重新认识。这有助于我们明确媒介是我们的延伸，同样也是其他人的，是技术的，更是文化和社会的延伸。

注 释：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11.

[2]邢雨菲.美国新闻职业工作者协会（SPJ）早期职业化构设探究[J].采写编,2019（01）:153-156.

[3]孙国华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 法理学卷[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401.

[4]（美）哈林,（意）曼奇尼著:陈娟,展江等译.比较媒介体制 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66-74.

[5]陈遥.论托马斯·杰斐逊的新闻自由思想[D].厦门大学,2007.

[6]https://www.journalism.org/2019/06/05/many-americans-say-made-up-news-is-a-critical-problem-that-needs-to-be-fixed/

[7]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6/05/partisans-are-divided-on-whether-they-associate-the-news-media-or-trump-with-made-up-news/

[8]纪德君.民间说书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传播[J].学术研究,2007（07）:132-136.

[9]全福.“胡仁乌力格尔”研究述评[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5（04）:31-37.

[10]张旭，朱玉婵.新闻阅读类APP发展新模式研究——今日头条与腾讯新闻的寡头对决及差异化发展[J].新闻爱好者，2018（03）:89-93.

[11]李醒民.论科学不可避免的主观性[J].社会科学,2009（01）:111-120+190.

[12]（美）詹姆斯·保罗·吉.话语分析导论:理论与方法[M].杨炳钧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01-07.

[13]（英）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卢允中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216-218.

【责任编辑：温华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