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传播隐私管理的
理论研究述评
李飘飘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21世纪初叶，随着“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各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带着不同的研究视域纷纷“落户”该理论，研究方向从最开始的家庭、健康隐私研究，进入社交媒体的研究领域，而各类研究内容的交叉融合使得“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面貌。本文利用“Google学术”、“知网”平台，对近年来传播隐私管理理论的相关研究遴选出27篇相关文献进行论述，旨在梳理“传播隐私管理理论”框架脉络、历史演变以及该理论在我国的发展情况，简单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传播隐私管理 社交媒体 隐私管理 自我表露
一、CPM理论溯源
自21世纪社交媒体闯入用户的视野以来，随即引发社交方式转变的狂潮。Facebook、微信、微博、QQ等耳熟能详的社交软件，由于其特殊的社会属性以及便捷性、互动性等诸多特点，成为网民必不可少的社交媒介。各家大型社交媒体因为拥有大量的活跃用户，掌握了用户线上日常社交活动中的数据足迹。2018年3月Facebook由于“泄密门”的丑闻，不仅使得企业本身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同时影响了美国的政治大选。同年，百度当家人李彦宏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发表讲话，认为国人愿意用隐私交换便捷性。个体数据信息的聚沙成塔，像是一柄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警醒着各界隐私安全问题。
近年来，学界对于社交媒体的隐私问题越来越关注，主要集中在研究隐私政策、法律权力、自我表露、人际传播等方向。CPM（Communication Privacy Managament）即“传播隐私管理理论”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理论之一，是Sandra Petronio借由Altman和Taylor（1973）的社会渗透理论的框架，包括个人如何拥有、控制和分享他们认为私人化的信息所提出的理论框架，[1]专门用于研究夫妻之间的隐私管理问题。由于早期处于理论框架雏形阶段，该理论的研究视域显得狭窄，因此被Petronio称为“微观理论”。经过不断的研究与发展，2002年Petronio将该理论更名为传播隐私管理理论，因为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它可以广泛地应用于人际传播的研究之中，Petronio因此将其称为“宏观理论”，[2]逐渐成为研究个体隐私管理行为的重要理论。
CPM理论的理论框架是基于六大命题。1.关于个人隐私保护与披露之间关系的辩证关系，个体由于社交、从众、实际需求，会选择向外界披露自己的私人信息，以获取自身的满足感；同时又渴望拥有对于信息流动范围、对象等环节的自主权。正是因为人们处于这样一种披露与隐藏的紧张关系中，人们需要在这种紧张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因此才需要进行隐私管理，制定隐私相应的规则，控制隐私披露范围等等。2.“信息所有权”，个体认为自身私人信息的所有权属于自己，个人有权控制信息的流动。3.个体为了控制这种信息的流动性，依据重要的标准，如文化价值标准、性别标准、激励隐私、风险收益计算以及情境标准等，[3]制定和使用相应的规则，即“私有信息控制”。4.与此同时，当个人决定披露私人信息时，个体户选择通过授予访问权限等方式，开放隐私的界限，这种行为就会使得信息从个人隐私边界进入集体隐私边界，改变信息的性质和管理方式，形成“共同所有制”，即边界的延伸，Petronio利用“厚”与“薄”的边界隐喻来形容个体隐私开放程度（Petronio，2011）。边界隐喻早期是Altman提出来的一个方式，使用边界隐喻来说明私人空间和领地的概念来描绘隐私。[4]5.“共同所有制”的形成离不开个人与集体之间关于信息的相关传播规则协商（Petronio，2014），Child&Pearson&Petronio等人2009年提出了三种隐私协商的规则，包括涉及他人对信息的了解广度与深度的“边界渗透”规则；其次是共同所有人对共有私人信息有多大的控制权的“边界所有权”；第三个规则是针对私密信息哪有人可以知道这些消息的“边界关联”[5][6]。6.有趣的是，集体边界隐私通常是以明确或者含蓄的方式进行协商，这就也代表着，当集体隐私边界以含蓄的方式协商时，很容易出现个人与集体隐私规则之间的错位，从而导致边界动荡的发生。
二、CPM理论历史演变
国外利用CPM理论进行隐私管理研究发展得相对成熟，呈现以家庭通信特别侧重于亲子关系的隐私侵犯、在线社交媒体、健康、关系问题等四大应用前景的发展态势。[7]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之一，即CPM理论运用于社交媒体之中的研究进行梳理。以在线社交媒体为视角，进行隐私管理研究，研究者大多以Facebook用户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
Child&Pearson&Petronio（2009）等人最早将该理论运用于社交媒体的研究，从主体意识调查大学生如何管理自己博客隐私，针对边界协调的三个进程，即边界渗透、边界所有权以及边界连接，进行量化分析。发现大学生个体自我意识、博客披露内容以及对个人博客进行修改等因素，对博客用户个体隐私管理产生的影响。[8]Seung-A Annie Jin（2013）研究Twitter用户的人格特质和虚拟身份差异对Twitter隐私管理的影响，区别了社交媒体中隐私表露的五大层次差异，考量了大五人格特质的外向维度和开放性维度在管理Twitter上隐藏和披露私人信息之间的辩证张力中的作用，以及当前Twitter用户、非用户和辍学者在个性特征和隐私关切方面的差异。[9]同时从个体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的学者，Eden Litt（2013）通过质化的方法，探究了与人们在社交网站上使用隐私工具有关的因素，如背景、动机以及社交网站体验、证实了传统上影响面对面环境中隐私管理的标准，如年龄、性别和动机，也会影响人们在网络环境（社交网站）中创建的技术隐私界限。该研究拓展了通过中介交流，需要依据个人经验与调解技术进行总体边界的调整。[10]
上诉学者侧重于考察个体主观因素在隐私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Bethany D. Frampton&Jeffrey T. Child（2013）从面对他人介入时用户的隐私规则与边界的调整出发，以同事Facebook好友请求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用户如何处理、接受请求后多大程度上调整了隐私规则、组织隐私导向以及同事沟通满意度进行检测，强调了组织因素对于个人隐私规则的影响。[11]除了从同事关系角度研究隐私管理，国外研究者还将研究视野转向亲子关系对个人隐私边界的影响。Jeffrey T.Child a & David A.Westermann（2013）针对用户如何处理父母Facebook好友请求，用户面对母亲和父亲的好友请求所做出的决定的依据各相同，研究发现对于母亲与家庭隐私取向、父子关系质量以及亲子信任相关，而对于父亲的好友请求中亲密与信任并非青年人做出决定的重要因素。[12]
Jeffrey T. Child& Shawn C. Starcher（2016）在控制性别差异的情况下，利用CPM理论框架来探讨关于媒介中介，Facebook上的模糊战略以及Facebook隐私管理之间的关系，检测结果阐明了用户使用模糊战略作为一个隐私保护策略，会导致Facebook隐私边界的更多开放和披露。[13]Beam&Child&Hutchens&Hmielowski（2017）进一步地考量了语境因素、新闻阅读、隐私管理以及新闻共享之间的关系，通过量化分析得出用户在隐私管理实践中更加开放时，会倾向于进行更多的在线新闻分享，说明了隐私管理的技术不同，会起到调节的作用。[14]
CPM理论目前广泛地运用于社交媒体的隐私管理研究之中，国外的研究者不断扩大研究对象，证实了情境、性别、文化等标准在实际应用中所产生的差异，同时还拓展到隐私信息保护措施，旨在探索“隐私”与“披露”之间的平衡，对于影响用户进行隐私管理诸多要素进行解释。
三、CPM理论在我国的研究发展
国内针对CPM理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学、传播学的框架之中，尤其是人际传播视野下社交媒体的相关研究，以个体的隐私意识、实际行为、管理行为在社交媒体上的表征为研究对象。由于社交媒体所具有社交性质，使得现下的研究围绕着隐私边界建构、隐私边界重塑、隐私管理行为展开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就隐私边界建构以及隐私管理策略问题上研究，与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对话。
早期利用CPM理论考量用户的自我表露行为的研究者申琦（2014），以大学生微信用户为研究对象，用量化的研究方法，证实了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私密信息表露对象跟实际线下生活没有巨大的差异，都会将亲密好友作为敏感信息的首选披露对象，同时发现提供不完整的个人信息成为大学生采取最多的信息保护方式。[15]类似的隐私保护方式，在Jeffrey T. Child& Shawn C. Starcher（2016）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完善，拓展到更加广泛的个人隐私保护战略，即模糊战略。乔瑞华（2014）侧重于研究纪录片中的隐私边界问题，从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认为关系之间的亲疏会影响隐私的流动与边界的渗透，而这种互动的关系成为隐私边界动态的调整，拍摄者也需要遵守基本的伦理避免边界纠纷的出现。[16]两位研究者研究方向各不相同，但仍有一个共同点，即关系的亲疏与隐私披露、流动存在一定的联系。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沿着媒介环境、交往圈层、自我披露、个人隐私保护以及文化标准等方向探索研究。
在前互联网时代，个体之间的私密信息交流存在着清晰的界限，人们知道自己所分享的信息属性，也清楚信息之间的流向，对信息的边界有着高度的把控性。正是因为人们了解“公私”之间的界限区分，因此可以通过十分明确的方式，建立起集体隐私边界的规则。如，在面对面交流的情况，针对有着严格流通限制的信息协商隐私规则的时候，人们可以利用话语，“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诉某某”；利用肢体语言，用手遮挡着嘴部；亦或是寻找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进行交流。一系列的设置下，人们一边对集体隐私边界进行管理，一边使得“信息共有者”清楚地感知信息的私密程度，建立起一致的隐私管理规则，避免边界产生动荡。社交媒体的出现，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社交环境，在这个环境中，非语言符号、确定的情境因素、场景布局都处于离场的状态，从而根本上打破了这种设置。早在Bethany D. Frampton&Jeffrey T. Child（2013）研究发现设置更多限制的人，会把更多的信息视为私人信息。[17]在此基础上，梁娜（2015）首先对用户隐私感知的情况进行调查，在研究女研究生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女性在微信中自我形象的构建的研究中，发现相较于以高中学历为代表的一般青年女性而言，女研究生群体隐私信息范围更大，隐私信息多，相应的边界也就会更小，侧面印证了学历会成为影响感知的其中一个因素。[18]
殷俊，冯夏楠（2015）印证了CPM理论可以用于解释社交媒体-微信朋友圈的隐私管理，提出了微信朋友圈没有公认的隐私管理规则的现状[19]。用户对隐私的感知不仅会与自身对于隐私信息的管理有关，同时与隐私边界的属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交媒体交往中尤其是以微信朋友圈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存在着人际交往圈层模糊，这种模糊性会影响到个人隐私边界的动荡以及共同所有权形成的障碍，从而导致不能形成协商一致的隐私管理规则，宏观意义上可能造成个人隐私的泄露，因此如何保护好个人隐私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者们的视野。顾理平和杨苗（2016）针对个人隐私的“二次使用”情况，认为由于技术的原因，目前个人与公共隐私边界出现模糊的状态，应该协调好隐私边界，具体落实到隐私披露对象的选择、披露的时间、选择披露的话题，以及法律和企业的作用。[20]孙保营和唐晶晶（2017）从移动社交中的隐私悖论出发，也认为存在“公”“私”之间的模糊性，无法界定社交媒体属于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提出法律以及增强个人数据控制权的解决隐私泄露的措施。[21]焦春晖（2017）从被遗忘权探讨个人隐私的保护，提出针对个体利用技术建立隐私边界，社会提供媒介素养以及相关法律实践[22]。蒋晓丽（2019）等学者同样是对于个人隐私困境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人际交往圈层的模糊让个人边界处于失控的状态，需要强化边界契约规则以及完善信息保护系统。[23]
后续研究按照国外提出CPM理论的五大标准进行，研究发现性别、年龄与个人隐私披露之间关联普遍存在于国内外研究成果之中。Eden Litt（2013）等人研究得出类似结论，女性用户更有可能透露个人信息、女性倾向于自我表露更多的亲密关系，陈亚辉、孙瑜惠（2017）将这些标准进行了拓展，发现职业、个人社交规模、社交网络经验以及微博生产力对于个人隐私信息披露的影响[24][25]。除了上述从自我表露的个体出发所进行的研究，梁晓丹等人（2017，2018）将研究对象转移到网站隐私政策，发现隐私政策赋予消费者权限水平和保护程度，与消费者感知信息控制成正向相关，隐私风险感知成负相关，进而影响行为意向的反应，即个人是否意愿提供信息[26][27]。
在CPM理论中，特别提到了文化标准对于隐私边界建立的影响，不少的国外的研究都指出，未来跨文化的研究会成为一个趋势，诸如Jeffrey T. Child a & David A. Westermann（2013）等人研究。个人隐私边界的建构在国内的研究中，不乏特定的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下入手，曾秀芹、吴海谧（2017，2018）等人对亲子关系在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沟通与隐私管理变化进行探索。这是因为社交媒体改变了现在国内家庭之间的沟通、联系的方式。数字媒介的介入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协商方式发生了变化，使得父母成为了交流中的弱势方，亲子之间互动的方式变为四大表征，即直接冲突、深入沟通、子女回避以及潜移默化解决问题。子女隐私边界作为一个动态化的过程紧跟着进行了相应变革，利用分组、屏蔽等技术手段进行边界的建构，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当代中国家庭情感连接的模式[28][29]。
基于近期的研究方向，披露的信息属性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关注。杨华伟（2018）以大学生微博为研究对象，区分了以娱乐和社交为代表的两种行为与隐私边界之间的关系，发现大学生微博用户边界连接的程度越高，其娱乐消遣的实际行为越多，大学生微博用户越开放自己的个人信息边界，其越会使用微博来获取信息或进行社交；大学生微博用户对微博的控制越高，其越会使用微博来获取信息或进行社交[30]。
综上而言，国内目前对CPM理论的相关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国外研究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但在研究内容方面保留着一定的本土特色，重视国内社交圈层的变迁。
四、结语
通过对比CPM理论在国内外的研究发现，该理论在国内的研究仍处于“道阻且长”的阶段，涉及领域范围相对狭小，集中落脚在心理学、传播学之上。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量化的研究方法为主，对群体之间的社交行为差异进行相对精确的测量与研究。但深入挖掘的研究后继乏力，很多现象背后的个体心理机制没有进行进一步探究，未来的研究应该适度加大对于质化研究方法的重视，探索个体、代际之间的差异化隐私管理行为及背后的作用机制。
在研究方向上，文化研究可能成为国内研究发展的一个新领域。CPM理论作为一个舶来品，根植的土壤是国外基于个人主义至上的隐私认知，同中国人基于集体主义基础上认识隐私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正如有学者关注到国内社交圈层模糊的现象，亦或是国内外使用社交软件之间的区别。中外针对隐私感知的不同，直接影响用户不同的隐私管理行为，对这种差异化的研究，更能体现CPM理论在本土的发展，补充理论框架，进一步体现文化对个体社交行为的影响，国人隐私观念的变迁以及国内社交软件设置背后的作用机制。不仅拓宽了研究的领域，同时增强学界与业界的勾连，产生实际指导意义。
同时就CPM理论现有的内容出发，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倾向于隐私管理、隐私边界的建构，但是针对隐私规则缺乏一致协调时，可能出现的隐私动荡问题诸如个体对边界动荡的定义差异，采取措施的不同等方面的探索相对缺乏，未来应加强关于隐私边界动荡的产生的背景、现状、动荡带来的影响以及个体的补救措施的相关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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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飘飘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君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