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符号：拟像社会中偶像
养成系粉丝群体的
情感消费分析
张潇琪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商业资本后台操纵、大众媒介作为编码工具发挥信息传递与议程设置功能，制造话题聚集粉丝围观，赋权公众造星，增加粉丝资本、情感投入，合力打造偶像符号；大众媒介开拓公共话语空间，利用公众情感空虚痛点发展虚拟社交，建构与偶像双向互动的虚拟镜像，社群区隔和交往功能刺激粉丝对偶像发展的责任感与情感陪伴，激励情感消费；偶像身体作为符码载体成为审美对象，在追求美感享受的消费社会中被装饰与规训；其中消费服从商业逻辑从观看者转向被凝视物，大众媒介营造女权回归的仿真镜像。
关键词：偶像养成 符号建构 情感消费 身体审美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话语表达的场域，传统的明星-粉丝单向信息传递模式被线上双向互动取代，90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注重主体意识的表达和个性的宣扬，所形成的多元公众舆论直接影响明星的星路发展，将公众纳入偶像生产成为时代趋势。2018年爱奇艺视频网站推出自制的《偶像练习生》，引发现象级的网综选秀节目盛况。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先后自制了《创造101》《青春有你》《创造营2019》等节目，将偶像养成的造星形式推向高潮。
这类选秀节目集合多家经纪公司旗下艺人及个人练习生百余名，经过多次淘汰最终仅有十人左右成团。选拔结果由观众投票决定，以节目为中介，偶像和观众之间形成强捆绑关系。全封闭、全天候的监控拍摄“还原”练习生的训练场景和人际交往，视频网站利用拍摄、剪辑展示“真实”的练习生个人形象，练习生通过才艺展示和性格品质吸引粉丝，在选秀的全过程粉丝见证了练习生从“小白”到偶像的成长经历。视频平台联合多种媒介资源，借助新浪微博热搜榜、商业品牌代言广告等多方位宣传造势，整合不同媒介平台的受众提高节目收视率，[1]营造全民造星的氛围。层层淘汰的赛制加温“竞争”氛围，粉丝送爱豆出道的责任感和紧张感强化卷入度，各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各家粉丝为爱豆增加热度的战场，全民投入到生产偶像的狂欢盛宴中，陪伴偶像成长的粉丝在这一过程中也被养成和聚合。
但此类偶像养成节目呈现出程式化和公式化的倾向，练习生是否出道由可量化的票数决定，投票机会不平等将结果与资本挂钩，会员用户可投票数远远多于普通用户，购买会员成为粉丝送偶像出道的有效途径。这种弱化个人才能强化资本力量的商业逻辑将偶像作为可以被消费的商品投入货币流通领域；大众媒介在其中使用片段的剪辑拼合的叙事手法隐藏了练习生作为自然人的个性特征，在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中呈现出相似的人物形象、人际冲突，赋予练习生符号的所指意义。受众在错综复杂的商业资本和大众媒介的合谋中无力辨别，只能为自己的情感表达买单。
一、偶像符号建构：资本、媒介与公众合力生产
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系统研究，研究符号、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组成，能指是音响形象，所指是音形能指所指涉的概念含义，[2]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认为，文化工业依靠现代技术手段大规模的生产复制传播文化产品，借力大众媒介对大众的操纵，将文化产品成功推销给公众，并促进消费文化产品的行为发生。偶像符号的建构是在文化工业生产者的主导下，与大众媒介共谋，邀约公众集体参与符号建构的过程，将作为自然人的个体塑造成承载符号文化意义的能指。偶像之所以成为符号是因为公众所看到的偶像并非等于真实的自然人个体的全部特征，而是经过选择和重新编码的信息，这其中包含着人为筛选的劳动过程。[3]
文化无法脱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主体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选择符合自我利益的文化意义，并赋予符号能指以全新的所指意义。其中的编码工具就是大众媒介，文化工业生产者不会将自己的资本目的暴露，而是隐藏在大众媒介之后，以资本作为诱饵操纵大众媒介，弱化商业色彩，缓和与作为消费者的公众的冲突，但最终目的是创作有商业价值的偶像符号，将偶像符号作为文化商品投入市场，为资本积累生产工业商品。
大众媒介在资本和公众之间充当沟通桥梁的中间者角色，并从中获利，公众的注意力和忠诚度是大众媒介向资本谈判的筹码。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为大众媒介的宣传造势提供便利，大众媒介可以利用网络媒介快速集合公众，通过大众媒介的话题制造引来公众的集体围观。大众媒介通过制造有关于明星的话题进行议程设置，引导和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以偶像养成系节目为例，视频网站、社交媒体联合造势，通过将有关的信息内容置顶推送和热搜榜上滚动出现，营造一种全民关注的假象。大众媒介通过这种话题制造的方式利用从众心理将公众的目光锁定在这一话题上，为公众开拓了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
大众媒介的叙事方式是片段化的，按照既定的差异化的人设形象进行信息编码，信息选择多以娱乐化、戏谑性、矛盾冲突和视觉吸引为主要原则，如以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为突出事件，引发是非对错的讨论和评判，增加点击量引来公众的集体围观，所传递的信息中就隐含了被大众媒介编码后的人设形象。“人设”即人物设定，按照预先设定的人物形象复刻呈现给观众，包括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本质上是赋予人抽象的符号意义迎合大众。[4]偶像的艺名在被符号化之前未承载文化意义，但经过资本和大众媒介的编码，偶像的名字和身体都代表着人格符号或视觉层面的身体符号意义。将路人大众转变成粉丝，需要有能吸引公众的精致外表或者能引起公众情感共鸣的人格特征。
在符号社会中，视觉符号首先被观察和分类，身体作为视觉符号也被纳入符号领域，成为可以被编码的载体。但身体除了被系统化的建构和赋予意义外，还被作为割裂的物质单元承载意义，即除了完整的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身体的局部如手、脸、腿等部位也可以被特写镜头赋予“修长即是美”的代表意义。身体美学图景包括身体作为审美对象、身体作为审美主体和身体化的审美活动三个层面。其中身体作为审美对象是从“感性客体”到“审美对象”的包含审美活动的过程，身体作为客体经过审美主体的加工创造，包含有创作者的审美情趣。[5]福柯的“规训”理论认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被权力操纵、规训和塑造，并且从控制的范围上看，肉体被分解为各个零部件分别处理，失去了完整性”。[6]在偶像符号的建构中，对于“美”的追求是后续引发粉丝迷恋和模仿的前提，所以在符号的建构中，大众媒介迎合公众的心理需求，对偶像的身体整体以及局部的器官进行系统全面的编码，造型多变的感官刺激取代平淡无奇的叙事，使用衣物、饰品、化妆等外在附加物整饰出符合公众不同审美风格的偶像身体形象。偶像被影像视觉符号贴上了“性感”“长腿”“精致”等标签，偶像的身体作为符号有了指向意义，注重形体审美和感官享受，[7]而这些装饰物成为公众可以模仿和消费的潜在消费品。
除了可以模仿的时尚符号外，偶像的人格特征更能加深粉丝的忠诚度。自然人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粉丝迷恋的是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隐去作为自然人个性的符合大众期待的符号人格才能被迷恋。偶像个体被大众媒介包装后呈现的并非是真实的个性，而是被大众媒介贴上了在公众允许范围内的个性标签，偶像的使命是按照人设母本表演性格。尽管公众知道媒介所呈现的是有剧本的虚拟人物，但媒介为偶像刻画的性格品质、人生经历等还是会引发公众的自我投射和共鸣，与其说公众迷恋的是偶像不如说是在追逐媒介赋予偶像符号能指所承载的理想自我这一所指意义。
偶像符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得到拥有经济能力的公众的青睐和追捧，在偶像商品的生产中，公众的兴趣点是商品特征的选择依据，因此邀约公众参与建构一方面表现出对公众主体地位的尊重，另一方面又能让公众主动表达自我的兴趣诉求，且在共同建构的过程中消弭商品货币交换的剥削色彩，模糊资本家和公众间的对立矛盾。互联网可得性和网络信息的瞬间传递打破了话语垄断，信息传递渠道失去精英性，公众在网络空间参与讨论、发表支持。大众媒介提供了公众赋权的想象，偶像养成类的节目在赛制安排上将是否能出道交给公众决定，作为“创始人”的观众通过手中的投票通道掌握着参赛者的命运，观众不再仅仅是受众，而是身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领导者，在公共的、匿名的狂欢广场参与话题讨论和投票正是争夺话语权强化主体地位的途径，急于寻求他人认同和社会支持的个体参与到话题大讨论的盛事中，在表达分享观点与被点赞评论的认可中享受被尊重的快感，强化从行为到心理的卷入度，公众参与到了偶像符号的制造过程中。
公众在偶像符号的建构中除了作为路人角色参与围观和讨论外，作为狂热崇拜者和反叛者的群体在公共话语广场中解构大众媒介传递的原始文本进行二次创作编码，引发众生狂欢的盛况，最终强化偶像的符号意义或赋予偶像符号更加丰富的所指意义。偶像养成系的综艺节目利用生活化的场景和偶像的成长经历除了能全方位的塑造符号形象外，参赛者的成长经历能更深入地引发观众的自我投射，观众按照大众媒介的符号意义进行解码，与自我生活形成共鸣，从中pick（选择）与自我有相似性或是符合理想自我的偶像。粉丝在社交媒体中通过打卡偶像的微博超话、打榜、轮博等方式增加爱豆的曝光度，配合媒体平台首页推荐和热搜功能等形成意见气候，网络红人在其中尤其发挥号召引领意见气候的作用，强化大众媒介赋予的偶像的符号意义。
除了顺应大众媒介强化符号外，粉丝也是文本的生产者，粉丝利用媒介赋予的话语权在公共广场中表现出强烈的反权威的叛逆精神，娱乐至上是粉丝狂欢的首要原则。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指出“现实生活中存在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狂欢式的生活，这种狂欢式的生活是属于民众的与官方相对立，在这种狂欢生活中，崇尚自由、对神圣物亵渎和歪曲，取消日常等级秩序等僵化凝固的教条制度和思想，交往是亲昵不拘的、全民参与的”，[8]“这种颠覆性的全民参与在解构教条的同时也在创造规范，新思想在狂欢中孕育更替。巴赫金认为狂欢生活的时间超越物理意义，进入历史的文化范畴，节庆广场也不局限于物理场地，而是充满激情的尽情宣泄的极乐之地”。[9]粉丝和反叛者盗猎大众媒介的原始正统素材进行解码和重构，用怪诞的方式对权威进行颠覆和降格。电子媒介的可得性打破了精英群体掌握文本创作的特权，小人物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对规则进行解构，遵从快乐原则对偶像形象戏谑P图，制作表情包并广泛传播。除了在文本上进行二次创作外，公众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向社会公认的竞赛规则和大众媒介传递的审美规范提出挑战。在《创造101》中，才艺实力欠缺的杨超越一路顺畅的保持前三的排名顺利出道，公众秉承娱乐的原则挑战竞赛规则，赋予杨超越“幸运锦鲤”的符号意义，并在社交媒体引发集体转发杨超越锦鲤的狂欢景观，挑战偶像的崇拜价值，颠覆游戏规则；公众对王菊的“土味”追捧也表现出强烈的戏谑和反抗精神，追捧黑胖的审美与主流宣扬的白瘦美的审美观念对抗，实质上是对主流审美对身材肤色规训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但公众对原始文本和主流规则的叛逆最终被大众媒介和后台资本收编，商业资本对公众的“自爆”乐见其成，顺理成章的将“用户反馈”纳入之后的商品生产中。比如公众对爱豆组CP等，在之后的节目剪辑中，大众媒介就会增加同框的镜头制造暧昧，明星间关系的好坏由大众媒介和后台资本力量决定。
公众在偶像符号的建构中充当了劳动力和创造者的双重角色，与大众媒介和后台资本共同建构了可崇拜、可模仿、可戏谑的偶像符号，其能指包括偶像的名字、偶像的视觉形象的呈现，所指意义既包括身体审美也指向被三方力量赋予的性格品质的标签。虽然表面上呈现了差异化的人设，但对于文化工业者来说都只是包装不同但本质相同的流水线商品。偶像这一符号承载了可以迷恋和追求的意义，商业资本利用偶像符号代言商品，将物质商品与偶像的符号意义相关联，成为偶像符号的伴随文本。粉丝消费伴随文本产生心理上的接近性，通过消费象征物获得幸福感，在购买伴随文本的同时偶像作为商品符号的属性显现出来，偶像符号进入消费领域。
二、内外因共同刺激偶像符号消费行为发生：符号资本变现物质资本
偶像符号的消费正是在粉丝内部情感需求与外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实现了从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变现。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因为工作流动性等原因被切割，人际关系被割裂成独立的个体单元，被抛入城市的青年约束在繁忙的工作和陌生的环境中，效率、理性是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理性的外扩伴随情感的自闭，个体在新型的社会结构中无法获得足够的认同与社会支持。理性社会造成的情感压抑与传统社会关系调节机制的失灵愈发刺激人们的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需求。
基于社交媒体的对话框交往，现实人际关系趋于淡漠，感性发展受限推动虚拟社交范围的不断扩展，呈现情感虚拟化的趋势。虚拟社交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社交双向和现实关系向线上社交延伸的特点，当下的虚拟社交逐渐向单向、匿名的方向发展，[10]是标榜“个性”和“自我”的“社交恐惧”青年一代躲避熟人社交寻求自我空间的一种方式。这表现在许多个体基于同一个兴趣爱好在虚拟社交中自发组成群组等共同体的形式，借助于微博、微信、QQ等社交媒体组成团队，这种形式的共同体没有严格的组织规则和准入门槛，申请加入也无需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符合单向的兴趣意愿同时保障了匿名的安全感，“上线”即可参与社交，“下线”即可回归私人空间，而上线和下线完全由个人意志决定，不受熟人事件处理和关系维系的约束。粉丝群体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基于对某一个明星偶像的喜爱自发组织形成粉丝群体，即“饭圈”，粉丝们有共同的爱豆。现实情感的疏离与网络社区的发展为大众提供了虚拟社区寻找精神陪伴的途径，偶像养成综艺的拍摄方式通过长期的观看和陪伴展现成长过程中的挫折和成就与观众的成长经历产生共鸣，在节目的刻意挑动下为观众的自我投射提供了对象，对自我的期待投射到偶像的身上，助力偶像出道成为自我成功的慰藉。
除了与他人在网络空间建立关系外，通过消费商品的占有建立与他人的关联的消费方式成为填补情感空虚的补充，精神空虚带来的消费更加注重商品背后的符号价值而非使用价值。伴随着生产方式和生产效率的发展，以生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以消费为中心，生产物远远多于实际生存的需求，商品生产者需要设计新的方式吸引和刺激消费，[11]形成了先有供给再有需求的产销方式。鲍德里亚提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者们所进行的消费行为并不只是原有意义上的物品使用权，而是占有物品身后被文化工业体系制造出来的各种符号的意义”。[12]在生产过剩的时代，为了实现物的资本转化，商业资本力量利用大众媒介宣扬一种不同于实用主义的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是消费社会中的文化，是伴随着消费活动而来的一种表达或者隐含传承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13]商业资本所宣扬的消费观念将物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置于使用价值之前，消费物的占有是为了确认自我的身份，物的价值成为衡量自我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标准。生产者和传播者对商品的意义进行编码，赋予了商品实用价值之外的表征意义，而受众在接收到商品生产者、销售者人为赋予商品的价值意义后达成社会共识，在消费商品时会按照这一共识自行解码从而获得自我身份的解读和自我定位的更新。商品的符号意义不仅具有群体区隔的功能同时能为群体内部成员提供归属感和社会支持，差异化的情感主观体验让位于情感共鸣与补偿的需求，情感满足越发依赖市场提供的情感服务，情感沦为可大批量生产、复制的同质化标准化的商品。其中能刺激感官产生快感的娱乐化的消遣性的文化商品更能抓人眼球，利用情绪空虚的痛点成为畅销品。
偶像符号被大众媒体赋权，拥有庞大粉丝后就会产生相应的商业价值，偶像符号的商业性被粉丝消费，从而实现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向，实现符号变现。[14]布尔迪厄在批判继承马克思的资本观点的基础上将资本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符号的、非物质实践的上层建筑领域，在布尔迪厄的场域中模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隔，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消费流通多领域。在场域中，布尔迪厄将资本与社会权力关联，资本是行动者日常生活的实践工具，并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行动者的实践活动都是在场域中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源改变自身的位置，资源就是争夺的对象，其中象征资本的符号系统除了认知、交往和社会分化的作用，还发挥统治功能赋予社会世界秩序。这些资本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最终转换成经济资本，指向经济和象征利益的最大化。[15]
在商业资本消费主义的外在推动和情感空虚的内在驱动下，偶像符号的娱乐性、消遣性和商业价值被开发，粉丝对偶像的狂热崇拜会促成粉丝的消费狂欢，实现偶像符号的流量变现。尤其在当下社会中对情感消费的需求旺盛，追星也是粉丝自我情感的宣泄和表达，粉丝会心甘情愿的主动为偶像消费并引以为傲。传统的偶像崇拜是基于某一人物在某一领域为社会大众作出一定的贡献，社会公众对该榜样人物产生敬佩的情感，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偶像发挥的是精神引领的作用，粉丝的崇拜是理性的、实际的，这种偶像被称为生产偶像；[16]而如今的对明星的崇拜是感性的，每一位粉丝会自觉担负起为爱豆增长名气的责任感，并且还会通过消费的方式从心理上拉近自身与偶像的距离，这也是当代粉丝消费方式的一种转变，即消费的是能实现情感安慰的符号，此时的偶像是消费偶像，偶像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符号，粉丝既是偶像符号的建构者也是消费者，形成产销合一的生产模式。[17]
以偶像养成类节目为例，粉丝会为自己pick（选择）的爱豆刷票冲排名、线上线下应援，粉丝的情感表达可以通过金钱的付出量化，且商业资本和大众媒介设计的赛制激发粉丝群体的战斗性，伴随情感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投入助力偶像出道的竞争意识被激发，并会继续增加金钱的投入。除了线上投票外还会在网络空间为偶像打榜、购买偶像代言的产品、封面杂志、参加偶像线下粉丝见面会等方式提高偶像的热度，流量和热度对于偶像出道至关重要，才艺并非是竞赛的关键，偶像符号的意义价值可以通过粉丝加码增值，粉丝经济争夺的是网络空间的数据量。粉丝经济并非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所购买的偶像周边商品类似于集邮式的收藏行为，[18]商品作为物的使用价值被弱化。并且在追星族中为偶像的消费中更多的是消费情感，即为了满足自我情感的表达，粉丝并不在乎偶像所代言的是否为大品牌，粉丝所消费的不是“品牌”而是“偶像”。
粉丝群体内部的认同需求和资本竞争关系同样刺激粉丝消费，为偶像出道集资的多少、拥有偶像相关的商品量的多少与自身和偶像的心理距离相对应，在粉丝群体内部除了寻找共同的身份外还存在话语权的竞争关系，粉丝在社群内部的地位一方面由所能提供的信息资源的多寡决定，而信息资源的获取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资源占有密切相关，[19]为爱豆投资是粉丝内部的第二个战场，个人投资金钱越多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粉丝群体内部获得更多的关注提升自我价值。在社群内部不为偶像集资付出的“白嫖”行为会使个体产生对集体、对偶像的背叛感，造成情感上的矛盾拉扯感，致使自我定位的模糊和迷茫。但不论粉丝群体间的竞争关系和社区地位竞争都容易引起非理性的情绪消费，具有过度性。[20]偶像的符号意义不仅会促进粉丝消费，反过来粉丝消费会为偶像符号的价值意义增值，累积偶像符号的商业价值，偶像可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偶像符号的伴随文本也得到扩展，符号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三、女性粉丝的男色消费：仿真社会下女权回归的错觉
在为偶像买单的消费者中，女性群体成为消费主力军，经济资本的积累和更为充沛的情感需求共同促成了女性沉迷男色消费的景象。女性群体参与社会劳动后拥有自主的经济实力，经济自由为女性主义与父权统治的话语权争夺提供了有力武器，网络媒体的发展为女性表达诉求提供了自我表达空间，女性主义对社会观念的渗透冲击着男性主导女性臣服的二元权力结构和男性凝视女性被观看的他者视域。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审美全面商品化，商品全面审美化，物品生产纳入美感的标准，任何物都可以成为具有消费审美意义的符号，[21]享受型消费方式下，商品的美感刺激视觉感官，情绪资本带动商品交易，对女性消费力的觊觎让商业资本和大众媒介不得不迎合女性诉求，为女性消费群体生产符合其审美标准的工业产品。商业资本善于挖掘女性被压抑的隐秘的内心欲望，制造情感刺激诱导消费，男色成为价值交换的诱饵。
鲍德里亚提出“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22]在以往的他者视域中，女性的身体和美色是满足男性窥视欲和占有欲的被观看物，女性身体裸露或按照男性审美被装饰呈现迎合男性欲望的符号文本。[23]而如今女性转向审美主体，男性身体也成为可以被任意切割和重组的对象，成为符号意义的生产场域，被赋予时尚的符号意义和具有视觉冲击的审美诱惑价值。“小鲜肉”的流行推翻了男性审美的传统，男性身体被按照女性审美修饰，精致的妆容、纤细的身材、时尚的打扮，在外形和生活方式上都向女性接近，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杂糅，男性强壮身体的压迫感被柔和的装饰消解。在拟真的电子屏幕中影像符码呈现男色，女性在心理的安全距离内可以满足人性本能的窥视欲望，产生愉悦感释放被压抑的本我，[24]光明正大的观赏男性，对男性形象评头论足，女性从过去的被男性审视评判并内化为以自我为景观改造、展现自己、奉献美色以讨好男人的天经地义的真理中解放，[25]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定义自我，体验主导关系和占有男色的性别反转的霸权式的快感。
商业资本的逐利本质善于挖掘女性的情感陪伴的心理需求，改变文化商品的生产策略，注重增加情感元素，银幕男性拥有更加细腻的情感，在情感表达上关照和尊重女性，符合女性对异性的浪漫幻想。女性粉丝对异性偶像的崇拜，除了对偶像个人品质的欣赏和模仿外还会产生浪漫性的幻想，将异性偶像想象为自己的异性伴侣、梦中情人的形象，产生爱恋的情绪，幻想有朝一日会无限接近偶像身边成为偶像的伴侣或密友，偶像对粉丝而言不仅仅是崇拜的英雄更是情感上的陪伴和依靠。
女性粉丝作为创始人掌握着男性偶像的星途命运，大众媒介编码的花美男形象心甘情愿地为女性服务，爱恋的情感和控制感占有欲刺激了女性粉丝为男性偶像消费，内心的幻想以商品消费的方式不断得到确认和满足。商品生产商销售商充分利用了女性粉丝对男性偶像的爱恋感情，突破传统的广告策略利用消费文化制造强势需求。按照广告的选择原则，广告选择代言人要符合产品形象和品牌定位，但是现如今很多化妆品广告已经聘用男性明星代言，因为男性化妆仍不是社会主流，所以在化妆品的代言人上过去常常是女性明星代言，展现出妩媚性感的形象，寓意使用该产品就可以变得像她一样美丽，产生心理上的投射作用。但是现在的广告开始充分利用了男性明星的粉丝群体多以女性为主，虽然男性阳刚形象和化妆品的产品特点有冲突，但广告可以使用影像符号和身体符号刻画性感的男性形象，极具煽动性，刺激女性粉丝的多重感官，激发欲望想象，广告中会增添男性明星的阴柔气质，制造暧昧的诱惑感，即使减少文字的描述，多重影像的组合反倒会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消费者被欲望催眠，工具理想让位于情感宣泄，最终促成男色符号资本向物质资本的转化。
男性作为符号文本被按照女性的审美偏向修饰，男色作为商品被消费以及男女观看与被观看的图景在当下发生扭转似乎反映了当下社会女权主义的回归。但这正是商业资本与大众媒介为了资本逐利制造的幻象，这种超真实的仿真世界掩盖了真实的权力关系，女性沉浸在非理性的情绪亢奋点既没有实现男女权力的平等也没有发觉被商业资本利用成为免费的数字劳工和消费者的本质。与他者视域不同的是，男性凝视主体的源头来自于男性对女性赤裸裸的观看欲望，物化女性取悦男性，性欲是男性观看女性的内在动力；[26]而对男性的装饰的出发点是商业资本基于资本增值的目的，而非为了服务女性，女性的经济实力让资本将其视为猎物。部分的男性偶像成为资本的牺牲品，但男性偶像在被观赏的过程中同样享受被崇拜的满足感，女性粉丝被隐形的方式再次束缚在对男性的臣服下，女性粉丝对男性偶像的感情是崇拜和迷恋的而非物化男性。
即使女性作为公众参与到偶像符号的建构过程，也只是臣服于商业资本已经建立完整的规则体系内，其所做的只是帮助扩散符号意义而非建构规则，并将自己暴露在文化商品生产者的监视下，[27]任何能刺激公众情绪的关键点都被资本纳入到精神商品的生产中；而公众在符号建构中的对抗式解读和解构，最终都被收编。
女性粉丝沉浸在幻想的情感满足中，忽视了自身所付出的情感、金钱和注意力成本，自身对平等权力的追索被仿真世界消解，男女在现实社会中的就业权利、话语权尚未平等，真正应该被女性凝视的是情感消费背后的规则制定过程和性别分工的不平等体系。[28]不过，即使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弱势权力地位，在保持理性的前提下出卖经济资本换取诉求表达的机会也有利于女性争取权力平等。
四、情感满足：他人的虚拟在场
现实人际情感关系的断裂促使人们在虚拟世界中与他人建立勾连，通过想象中的他人虚拟在场，产生共同在场的陪伴感；且虚拟关系中的匿名性降低了对他人、对关系的责任感，上下线成为关系开始和暂停或者结束的标志。粉丝群体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在网络空间集聚形成不同规模的组织化团体，流量明星的娱乐化发展态势鼓励粉丝群体利用网络空间走出粉丝亚文化组织，吸引更多的路人转粉，基于数据流量的压力粉丝亚文化群体逐渐从小众走向大众。确定自我定位寻找个人价值的情感需求和从众心理促使人们参与到追星盛事中，形成全民追星的景观。个体在粉丝组织中确定自我身份，从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的个性特征，库利提出“我”的概念是在交流和联系中发展起来的，“与他人的联系依赖较为稳定的想象形式，想象中的自我是如何出现在他人意识中的”这种想象中的他人对自我的态度决定了自我感觉自我评价，与社会相关联的自我就是镜中我，依据想象中的他人的评价修饰自我，调整社会行为；[29]粉丝相互认同获得社会支持感，粉丝之间线上抱团为共同的目标努力，与其他粉丝群体的排斥和区隔令个体对自我身份定位更加明晰；为偶像冲流量的过程中享受集体失落感和集体荣誉感，得到情感上的共鸣，从而消除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无援，弥补缺失的安全感。
粉丝还会单向的沉迷于与偶像的关系中，粉丝对偶像有依恋和崇拜的感情，为偶像的消费是一种情感寄托，对明星的崇拜会引导粉丝模仿和尽可能接近偶像的生活方式，偶像是他们建立自我、明确自我身份的引导者。在这种精神引领和心理接近的驱动下，偶像符号能激发大众对隐匿在物质背后的精神意义的欲望，粉丝经济的膨胀是偶像符号转化成资本的最佳体现。即使偶像出演的电影投资少、质量不佳，但作为忠诚的粉丝，为偶像贡献票房是发自内心的责任感驱使的；同时也能体验在影院中和偶像的“独处时光”，因为影院的布景设置能让人感受到静谧的氛围，仿佛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大屏幕上被放大的偶像能拉进一步，获得心理上的陪伴感，将现实中的情感乌托邦寄托在偶像的身上产生心理快感，通过这种市场化的、隐蔽的情感表达渠道释放情感，获得心理上的补偿缓解孤独感。在消费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获得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建立情感关系，该符号商品与偶像有关，自我主动与该符号商品建立关联，故而在偶像和自我之间有了共同的关系物。同时偶像是理想自我的投射，菲斯克指出，迷群是主动、热烈和参与式的，迷群会将自身的狂热投射到某个人身上，[30]发生心理层面的移情，当迷群对文本的投入变得主动和狂热时，就会产生入局的心理。偶像的成长经历复刻粉丝的生活片段，为偶像消费助力偶像出道仿佛在重新续写自我的成长过程，偶像的成功是对自我成长的安慰。
追求情绪快感的粉丝在为偶像符号消费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叛逆的精神。粉丝对大众媒介传递的初始文本素材进行解构和重构，颠覆正统所指意义，以娱乐为原则进行二次创作，在解构文本意义的同时挑战等级秩序，这种参与式的粉丝文化渗透着粉丝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在对文本意义的对抗解读与传播中享受“政变”的快感；女性粉丝的男色消费体现了粉丝群体参与生产偶像符号文本的过程，以女性的传统装饰标准重构男性身体符号，弱化男性身体的绝对控制的威胁；同时女性可以拥有虚幻的占有和窥视男性身体的掌控感，女性对异性的幻想和监视的隐秘欲望有了宣泄的途径。
五、结语
依靠流量数据出道的偶像个体更多的是依靠公众对其所承载的符号意义的消费，但偶像符号是被后台资本利用的，在刺激公众为偶像符号消费后，出道的偶像前期忙于赚人气刷数据而没有与人气相匹配的才艺实力，出道后就要与成熟艺人竞争，完美的偶像符号所指意义瓦解，新生偶像容易迅速进入衰退期，而对于偶像商品的生产者来说只需要按照偶像商品的生产流程再一次加工相似的工业品就可以完成情感向资本的转化。而对于公众而言，现实情感发展的受限转向虚拟情感的满足实质上是一种单向的伪社会关系，一是粉丝主动建立的与偶像之间的关系。微博的分享、点赞、评论等互动模式为粉丝建构了虚拟镜像，通过观看偶像的生活、参与评论产生单向度的亲密感；二是在粉丝社群的区隔和抱团过程中与粉丝群体之间建立的同伴关系，但通过偶像消费建立的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伴随着下线就会消失，回归真实生活后自我身份的迷茫和孤独感卷土重来，并且冲动的情感消费会让个体陷入对情绪失控的困扰中，过度沉溺和依赖幻想出的情感陪伴会让人忽视寻找有效的人际交往，错误评判消费需求，造成物质剩余。
出于情感满足而付出的消费换得的商品并不一定具有使用价值，但这些精神层面的商品所传递的渗透着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会继续影响现实生活。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符号学基础上总结了适用于大众文化的符号学模型，能指和所指所构成的语言符号结构成为包含深层意识形态意义的新的符号结构的能指，巴尔特的内涵系统的能指本身就是一个意指系统。[31]在第二层的符号表意中所指的意义是暗含着神话的，生产者希望接收者按照生产者的意愿进行的解读，所指是包含有统治阶级意志的，一旦接收者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进行解读就实现了神话的作用，神话是有指向性的，所承载的意义内化为人们的实践。[32]明星身体作为被编码的客体，媒介作为建构形象的渠道传递被编码的符号，其中还暗含着生产者的意志，受众在媒介眼花缭乱的信息符号轰炸中，无力分辨真实性，最终按照生产者的意志接收了媒介打造的符号景观，形成偶像—符号意义的惯性联想。粉丝在模仿偶像身体装饰追求完美外在形象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在消费时尚，还接受了商业资本传递的对身体的规训。偶像身体符号的编码将完整的身体分解为多个部分加以完美精致的呈现，通过大众媒介宣扬身体美感对于实现人生价值的作用时，大众也会陷入规训自我身体的陷阱中，以被塑造的偶像身体为标准审视和塑造自我，碎片化的身体成为可以崇拜的对象，暴政式的身体审美标准异化了人的自由身体，为打造完美的身体会寄希望于消费更多的装饰品。因此，个体应客观的评判自我需求理性追星，培养批判意识，正确区分榜样学习和盲目崇拜，呼唤个体自我意识的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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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潇琪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许启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