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茧房”到“蛛网”：
智能化传播中的场景连接

范红霞，戴婉玲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在大数据传播时代，学者们注意到因为算法的过度适配和个性化定制信息潮流的出现，从而提出了关于“信息茧房”的忧思。但是考虑到社会的流动性增加，传播场景的多元化和混融跨界，弱连接有效地把各群体联系起来，信息壁垒或知识边界不断打破和交融。此外，本文也重点分析了热点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对社群的“引爆”作用。本文以香港“修例风波”中由网友自发发起的#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和饭圈女孩#应援阿中哥哥#等网络行动案例，揭示这种网络数据劳动和情感动员中形成的场景连接和信息匹配，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舆论共振和“和声”效应。笔者将这种传播结构命名为“信息蛛网”，并推断出这种“蛛网”式连接足以突破“信息茧房”和“回音壁”，在万物互联互通的情境下，重塑用户的价值观，在混融多变中形成虚拟的“共同体”心理，并可进行社会行动。

关键词：信息茧房 蛛网 智能传播 场景

认知盈余 连接

一、引言

传播的功能之一，是借助媒介传递信息与知识，从而形成个人对于自我和社会的认知。李普曼认为，媒介通过对现实世界的象征性反映，从而塑造了一个类似于现实世界的“拟态环境”。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出发，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符号（信息）交往，也是建立“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1]，而其与传播学中所谓以“信息”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无太大差别。因此，本文在探寻传播功能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时，采用了这一理论出发点。只不过，为便于分析，笔者将这种信息交往活动以及所建构的社会关系纳入罗伯特·斯考伯关于“场景”的理论描述中，如此一来，有必要将几个相关概念分别加以厘定和说明。

（一）信息茧房

传播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并非现实世界的镜像式的真实反映。根据伊莱杨·卡茨提出的“使用与满足”理论，受众总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偏爱的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然而这种选择也造成了个人的信息屏障和认知边界。佛学中称之为“所知障”，而在传播学中，这种现象则被称之为“信息茧房”。[2]笔者认为，“信息茧房”现象并非网络时代独有，只不过随着媒介种类的丰富和传播技术的不断升级，受众的选择空间和自主性越来越大，这也因此增加了信息接收日益“窄化”的风险，长久以后形成封闭的信息环境。

（二）信息蛛网

这是笔者针对“信息茧房”这一理论而提出的设想。“信息蛛网”结合了传播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这两者的共同特点，如网络化、扁平化、去中心化、以个人（受众/用户）需求为核心，以及以互联互通、自主学习和信息分享为目标的媒介化社会关系网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麦克卢汉当年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已然到来，“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揭示了媒介技术与人类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塑造与相互控制的关系本质。“技术与大众传播互相支撑的关系，使得任何一次传播都会对技术的理念和规则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强调。……技术的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我们。”[3]但是，麦克卢汉也说：“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是由它引入到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工作和休闲。”[4]麦克卢汉看到了技术带给人们生活的改变，也看到技术改变了人们自然形成的各种功能间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的平衡关系。[5]

在社交媒体时代，信息在各团体之间共享，人们对于离自己很远的新闻了如指掌，在一些重要议题上逐渐形成差不多的认知与价值观，进而形成虚拟的“共同体”。同时，随着知识协同生产和众筹文化的兴起，跨界合作不断拓展个人的职业和知识边界，以及借助社交媒体强大的场景连接能力，使得信息在不同的个体、社会团体间快速流动，原本可能存在的信息壁垒或“信息孤岛”状态不断被打破。桑斯坦所预言的“信息茧房”并非流行现象，相反，由于不同传播场景的相互感知、连接和智能化融合，借助网络化和人际化的传播扩散，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正逐步实现“破茧”和“结网”，我们正在迈入万物互联互通的场景时代。

（三）场景

“场景”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原意是指戏剧、电影中的场面，包括一定时间、空间内的人物行动和人物关系及其构成的影视剧画面。上世纪60年代，欧文·戈夫曼在他的“拟剧论”中就提出，“场所”不同，人的交往行为也不同。媒介提供的“场所”（或者说场景）对交流情境产生重要影响。[6]约书亚·梅罗维茨吸收了戈夫曼和麦克卢汉的部分理论，提出了媒介情境论的主张，他将“场景”看作是信息系统。[7]进入新世纪后，美国记者罗伯特·斯考伯在《场景时代》一书中指出，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作为场景时代的五种主要技术力量推动社会变革。[8]

如抖音等短视频应用挤占了网络视频平台和电视的份额，导致优爱腾和网络电视从相爱相杀走向联手共赢；“得到”APP融线上教育与知识付费于一体；微信与支付宝之间不仅仅是支付场景的竞争，还包括了通讯、社交、出行、外卖、物流快递、税务、车主服务、医疗健康、金融服务等第三方服务，从单一场景实现了多元场景的融合。借助技术驱动，实现了“万物互联”“连接一切”的传播变革。“移动传播时代媒介融合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信息服务。”[9]“随时随地分享身边事儿”和“记录美好生活”等媒介口号，旨在通过连接实现“时空一体化”传播以及重视个人实时体验的个性化创作与分享。而今天的媒介竞争策略也从“内容取胜”走向了“场景融合”。

二、场景连接打破了信息封锁

“信息茧房”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信息封锁，或者说是信息“绑架”，其根源在于人们对于技术负面影响的忧思。今天的内容生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职业化生产内容（PGC）、用户生产内容（UGC）、算法生产内容（AGC）。后两者因为把关机制的缺失和过度适配，因而成为导致用户“锁定”和信息“封闭”的始作俑者。而人们固有的信息偏好，因为算法适配和碎片化接收的“投其所好”“推波助澜”，造成了信息窄化和所谓的“信息茧房”效应。技术有利也有弊。这种负面作用的确是真实存在、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技术中寻求有效的“破茧之道”。

（一）社会关系重塑——“弱连接”发挥“强作用”

“弱连接”理论最先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弱连接》一书中提出，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强”、“弱”及“桥梁”的概念，发现“弱连接”虽然不如“强连接”那样坚固，却有着极快的、可能具有低成本和高效能的传播效率[10]。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的智能传播、社交传播将“弱连接”的威力充分体现出来。“弱连接”有效地把社会上松散的个体以及团体整合起来，结成紧密的协作关系，以增强社会流动性，形成“蛛网”式的信息传播结构。

弱关系是人们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不同职业、地域、信仰及兴趣爱好的人能够通过弱关系获取到尽可能多样的讯息。1992年，美国社会学家博特在 《结构洞： 竞争的社会结构》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结构洞”理论，描述的是圈子之间存在“洞穴”的现象[11]。而若要填补这些“洞穴”，就需要“弱连接”——即那些处于信息网络中的关键节点、能将不同社交圈子连接起来的人，如微博大V、明星网红、官微等意见领袖。弱关系可以在陌生人的人际网络中创造出交流的可能性，突破了“熟人社会”中频繁的同质化互动，“弱连带、强社交”[12]的新型交往模式，成为异质性的个体、社团和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

（二）想象的在场——虚拟化连接催化场景交融

所谓“在场”是指身体在场，身体在场意味着可以对在场的人或事产生影响。[13]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中，许多时候虚拟化在场比实体性在场更加重要。如通过查看好友发布的社交媒体动态，你了解他们的近况，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来与他们交流互动，形成信息上的连接和情感的互动。2019年10月1日，全国十几亿人通过电视画面、网络平台、手机屏幕等不同媒介渠道观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盛典，观众们即使不能亲临天安门现场，也依然能够感受到扬眉吐气、国富民强的自豪感。此外，在经济领域，“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兴起，带动了分享式的资讯服务，也使得企业的发展目标从推广增值服务走向众筹生产和协同创新。如IP产品开发、共享单车、移动支付、滴滴打车、网红带货、互联网农业、云养殖、互联网金融、数字地图、美团外卖等等。这些新名词、新观念和新产业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版图，并将人们带进兼容并包、跨界多元，各有分工又相互协同的新型产业经济圈中。

Web3.0时代，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设备，有效地沟通了个人体验、生活场景、社群文化和大数据等不同的文化和技术单元，实现了身体、信息、知识、技术和场景的互联互通。在去中心化的社会化传播体系下，数据产生是全方位、实时、海量的，媒体产业链上的协作必须像互联网要求的那样，网状、并发、实时的协同。这种开放性的场景连接使固有的边界不断被打破和消失，因此基于个人偏好、路径依赖和认知-行动“惯习”等形成的信息壁垒、知识壁垒也会不断被打破，“信息茧房”这种局面注定无法持久，而“信息蛛网”式的传播结构正在不同群体间通过互相打通、勾连、交错和嵌入而逐步形成。

三、话题引爆推动议程融合

随着社交媒体渗透进人们的生产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在群体中发酵、演变、高潮和结束。媒介议程也常常受到在社交媒体发端和发酵起来的民间议题影响，公共议题也可能引爆社交媒体的物议如沸，从而影响现实决策。正如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引爆点》一书中提到，思想、行为、信息以及产品常常会像传染病爆发一样，迅速传播蔓延。正如一个病人就能引起一场全城流感，一位满意而归的顾客就能让新开张的餐馆座无虚席，这些现象均属“社会流行潮”。[14]现代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无边界性，给这种社会话题的爆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即使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和热衷的知识领域和话题类别，但是在社交媒体日益普及的当下，出于对社群关系的重视和对其社会资本的维护与增值，每个社会个体都必须时时关注所处群体、职业领域和外部环境发生的新变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当日热搜”“微博热议”、热点话题等，因为注意力集中而成为所谓的“流量”“爆款”，在内容算法的强大驱使下，只要人们使用媒介，这些内容就不可避免地“跳”到或“推”到用户眼前。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或者出于“共同体”意识，用户有意或无意间进行阅览和接收，并在群体氛围的感染下，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如2018年5-8月间关于性骚扰的话题讨论、2019年3-4月间对于西安奔驰女车主坐引擎盖维权事件、5月份的巴黎圣母院大火、7月份的女童章子欣被拐骗杀害事件、8月份的利奇马台风肆虐南方，以及2019年9月16日-9月17日周杰伦新歌发布后，网友热搜导致服务器瘫痪等等。一波波的热点事件引发当时的舆情高潮。这种热点话题的引发的社会关注 ，足以在社群里引发舆情震动，随着人们的关注、跟进、议论、转发、追踪和反思等信息互动行为的展开，对话题的持续关注和讨论参与，对用户心态和社会心理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重塑用户的价值观。

加拿大学者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传播和传播媒介都有偏向，他将媒介分为两类：具有时间偏向的和具有空间偏向的媒介。[15]而电视、互联网则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媒介偏向——时空合一。电子媒介既可以进行空间上的信息传递，也可以连接时间上的更替。此外，笔者认为，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之外，似乎还可以再加上另一个尺度——情感。网络时代重新发现了人际传播的作用，借助 “陌生人的连接”，通过弱连接和情感互动，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传播的目标从“塑造权威”走向“建构关系”。

例如，2019年7月以来，香港极端激进者暴力行为逐步升级，全国人民及全球华人迅速团结起来，共同呼吁维护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起到了沟通信息、传递真相、凝聚舆情人心、连结各社会阶层和群众团体的作用。如在微博上发起#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叫阿中#以及#我也支持香港警察#等话题讨论。截止2019年10月21日上午10时，分别收获71.4亿、13.5亿和70.2亿的微博讨论量，在相关话题的激烈讨论中极大地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微信、微博、脸书等多平台、多渠道的网民进行互动，共同的传播话题讨论打破传播隔阂。而在国庆前夕，#“饭圈”女孩应援阿中哥哥#的网络行动也得到了广泛关注，她们利用特有的饭圈话语、火星文和表情包等媒介符号表达爱国热情。饭圈女孩的加入，让平民爱国活动和政府立场结合起来，共同增强话题的影响力。同时，意见领袖在议程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成龙”、“韩东言”等社会各界名人纷纷在微博上响应《中国日报》发起的#五星红旗有14亿护旗手#的号召，这些本属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加入相关议题讨论，并影响自己的追随者，这在横、纵两个方向上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在许多话题类似这种模式的讨论过程中，各个社会团体的议题逐步走向融合，并且在一些重大事项上形成基本一致的价值观。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蛛网”式的信息连接正在逐步形成。

如图1所示，A、B、C、D、E、F、G、H代表各群体纵向的话题讨论，意见领袖往往在垂直化领域引领了话题的深入讨论；而a、b、c、d代表不同的热点话题，热点话题把各个团体联结在一起，此时不同的社会团体就某一共同的热点话题开展讨论。横向的话题连接，加上纵向上意见领袖发挥引导作用，如此一来，便形成一张巨大的“信息蛛网”，把不同的组织、团体紧密联系在一起。

四、认知盈余时代的知识流动

人类的好奇心和挑战未知不确定性的本能从未消失，这是形成“蛛网式”信息结构的内在驱动力。在当下时代，随着个人身份的多元化，社会分工走向跨界合作和圈层混融，促使人们不断学习新知识，扩大社会交往的人际圈和行动圈，这种社交“圈层”和知识边界的突破、交融，使得昔日“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封闭式信息环境难以为继，即使在“宅文化”盛行的今天，宅男宅女们也必须不断更新知识储备，以获得在个人熟悉或热爱的领域中保持活跃和先进的状态。

在网络世界的虚拟社会互动中，受匿名性“保护”的用户们表演欲受到激发，社交媒体情境下的自我表演和分享炫示得到空前的鼓励和释放，如朋友圈中的自拍、旅拍vlog都是一种自我表演。在这种“分享一切”的倾向下，“用户生产内容”（UGC）成为社交媒体和各大内容生产平台的重要生产形式和号召力所在。在“知乎”社区中，用户自发提问、邀请回答、分享知识、组成网络社区便于交流。这构成知识经济或知识型社会的一种新型知识景观——即“认知盈余”。“认知盈余”由美国作家克莱·舍基 （Clay Shirky）提出来的。所谓“认知盈余”，就是指社会上存在一群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聚合起来，就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16]。

以维基百科为例，它是目前全球网络上最大且最受大众欢迎的参考工具书，其最大特点是自由内容、自由编辑，整个网站的总编辑次数已超过10亿次。在这个平台上，各个领域的用户自由地贡献自己的“认知盈余”，并且相互间形成协作关系，共同生产出相关内容。舍基表示：“我们以前一直坐在沙发上开发方形眼睛，而现在我们都忙着创造，通过协作我们可以从画廊讨论到维基百科再到国家运动。”[17]这代表着人们的信息消费模式和目的逐渐由线下功利性、单向的媒介消费转向了线上共享性、个性化的知识消费模式。以平等、互惠和互融为目的的社会分工3.0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建构方式，“它创造了一种基于互动、分享以至于共享的传播文化，以及立足于馈赠、反馈、交流与分享的新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人们通过社会化媒体来创造共享资源和扩大社会资本，松散的网络社区和‘陌生人社交’的建立，也建构了新型的社会关系。”[18]这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也恰恰是得益于“蛛网式”的传播结构，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不同社会场景的互联、互通和互融。这正是本文所构想的智能化社会中场景融合的理想境界。

五、结语

在信息泛滥的时代，出于个人兴趣需求和欣赏口味的差别，以及为了提高信息处理效率，我们有必要屏蔽部分相对冗余或者过多过滥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只不过根据个人需要建起一个信息“保护舱”和“舒适带”，并在这里沉淀成个人知识、阅历和思想，这些专业知识、个人智慧进而成为社会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但对于社会个体而言，每个人都居于个性化传播网络的中心，同时本身亦成为社会传播网络的节点之一。

在一个强调和重视“场景”的时代，媒介技术的演变，最终是为了实现从技术连接走向情感连接，伴随着场景连接与场景混融，人际交往和信息交往的边界被不断拓宽。技术和时代变迁带来观念上的变迁，在知识社会里，终身学习理念深入人心并付之行动；共享经济时代，社会身份从单一职业身份走向多重身份的多元化选择；在场景时代里，多元场景的互动、互联和共融，实现了“自我的重塑”，造就多元化身份认同并引发实时协作的潮流。随着用户生产内容潮流的兴起，用户在贡献“认知盈余”的过程中沟通交流，推动知识/信息在全社会范围内流动，有助于形成“蛛网”式的传播结构，达成“和声共振”的共同体想象。

基金项目：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媒介暴力及其话语研究”（16BXW082）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18BXW062.）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M].北京：开明出版社，1993：4.

[2][美]凯斯·Ｒ·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5.

[3]李岩.传播与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6.

[4]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0：22.

[5]李岩.传播与文化[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88.

[6]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9-21.

[7]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33-34.

[8][9]刘新传.场景、关系与算法：媒体融合创新的三重维度[J].新闻战线，2018（12）：62.

[10]Granovetter M.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J].Sociological Theory，1983（1）.

[11]Burt R S.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18.

[12][18]范红霞.微信中的信息流动与新型社会关系的生产[J].现代传播，2016（10）.

[13]赵建国.身体在场与不在场的传播意义[J].现代传播，2015（8）.

[14]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引爆点[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4-6.

[15][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9.

[16][17][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M]．胡泳，哈丽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3-14、32.

作者简介：

范红霞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

戴婉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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