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背景下戏曲传播
“可沟通性”之路径研究
沈 菲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近年来，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给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本文力求从前沿传播理论与互联网思维的新视角来重新认识和阐释戏曲内在的文化意蕴，主张戏曲不仅是文化资源，也是一种媒介，履行着信息传播、公共交往、意义生成的使命，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关系。本文以“可沟通性”的理念为主旨，从文化资源开发的“三重网络”入手阐述优化拓展戏曲可沟通性的具体传播策略，力求在将前沿传播理论运用于具体戏曲开发与传播实践方面做出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戏曲 新媒体 传播 可沟通性
21世纪对于中国而言是文化的世纪，文化的变迁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走向和兴衰，一个文化稀薄的地方必定危机四伏，而一个繁荣的地方必定有着积极健康的文化，文化的力量正取代单纯的物质生产和技术进步而日益占据经济发展的主流。在倡导文化自信的今天，戏曲艺术正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据调查统计，中国的戏曲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数量更是达300多种，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之最。现今东西方文化互相渗透，各种新鲜事物充斥眼球，而中国传统戏曲所体现出来的独特韵味以及它所体现出来的中华传统精神，都给我们展示了一种古朴传统的美感，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表演模式，而是中华人民智慧的结晶和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反映。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日趋成熟，给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传统戏曲的传播不再单单框定于剧场实地的表演，同时也在寻求各种视听传播媒介的帮助，传递的信息也不仅仅受制于剧目自身，关于舞台表演艺术的整体传播不断发展，使观众更能直观全面地欣赏。如何通过现代传播理念的引导来塑造和强化新媒体背景下戏曲传播的成效，成为十分紧迫而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多元传播视域下的戏曲传播困境及其成因
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论及城市的记忆功能时指出，城市通过它的存储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把它复杂的文化传承下去，但是这种传承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网络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德布雷讨论的危机。德布雷指出现代社会“共享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联接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接却越来越弱”，从而引出真正的危机是人类文明传承的危机。[1]我国戏曲的传承也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目前，戏曲新媒体传播方式主要有戏曲门户、戏曲论坛、戏曲微博、微信公众号、戏曲客户端等。从数量上看，以中国戏曲网为代表的综合戏曲网站数量庞大，根据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刊登的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网站数量数量约为229个，主要是以音视频鉴赏、戏曲科普资料、用户评论、演出信息发布、戏曲博客等形式出现。其中以我国五大戏曲剧种（京剧、评剧、豫剧、黄梅戏、越剧）以及昆曲、秦腔、川剧的占比最为庞大，约占八成左右。在互动参与性较为突出的微博和微信平台，CCTV戏曲频道官方微博虽然拥有121万关注量，但每条微博的点赞、评论、转发寥寥数几，这种显著落差表明了 CCTV戏曲频道官方微博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微小。以“戏曲”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有109个Android移动应用。其中下载数量最高的 App为“戏曲迷”，仅有131万次下载量。[2]由上述发现可知，目前戏曲新媒体传播媒介数量虽多，但普遍存在有内容质量不高、更新速度较慢、用户体验较差等问题，看似“繁荣”表象背后实际是种种不尽如人意。
其一，传统戏曲特征与当代青年社会认知的脱节。戏曲形成于生活节奏较为缓慢的农耕文明背景下，其表演程式、唱腔、舞姿等自然要符合当时民众的审美特征和倾向。传统戏曲脱胎于儒家义理，重传承轻创新，未与新受众情感共振。戏曲自明代发展到巅峰之后缺乏创新，戏曲创作无法与时代共振，开始脱离大众。加之戏曲文辞陈腐，文言文与白话文产生疏离。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经济能力的提升促进了消费者对文娱产品的需求，当下的年轻人在网络文化的冲击下，求新求异、追求潮流以获得归属感与身份认同，快餐式文化成为主流，破坏了戏曲作为传统艺术的吸引力。
其二，传统戏曲传播与网络信息获取方式的矛盾。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移动设备的普及、环境感知的增强、用户数据的积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推动了信息获取方法的快速进步。由信息定制发展到主动搜索、社交推送，进而进入算法推荐阶段。然而，舞台表演的魅力就在于制造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沉浸式的情境是中国戏曲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戏台上表演者的吟唱、动作姿态，都渴望得到观众们的热烈掌声，戏台上下形成良性闭环。尽管新媒体超越时空、分众传播的特性保障了节目选择上的自主性，但始终无法实现中国戏曲的这种戏台上下适时反馈的模式，互联网的审美意趣与实地观演的剧场仍有较大的距离，“碎片化”传播方式极大地影响“沉浸式”传播效果的形成。
其三，名家剧团“坚守阵地”与“主动营销”的冲突。据观察，目前几乎所有戏曲客户端整合用户、专业戏曲人、媒体资料、戏曲行业的资源，建立戏曲名家工作室，提供戏迷自我展示版块，都使得戏曲这一逐渐“边缘化”的艺术形式，通过网络与现代生活产生交集，打破了艺术创作者与需求者之间供需不对等的状况。新媒体的特性在于它的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曝光度大，运用其特性可以对戏曲名家及专业院团进行宣传，从而提高知名度，激发其创造力，激励创作，发展壮大传统戏曲。这都依托于平台与专业剧团、戏曲名家的沟通来促成，而通过观察发现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沟通合作效果差。平台与众多戏曲名家及专业院团进行合作，平台运用其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优势对演出的相关信息进行前期的宣传推广造势，首先给感兴趣的观众以知悉信息的渠道，但平台存在与专业院团沟通不力导致更新消息的滞后或是相关直播通知的失灵，且平台对于各个剧种的宣传有所偏倚，与平等多元的传播理念不符。二是专业性教演反馈差。平台创造性地开辟了名家教唱及点评的版块，许多用户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从而选择使用该应用，平台在成立之初时集中上线了近百段教演视频，为平台积累了众多用户，但是后续的更新速度却不能令人满意，对于用户上传的演唱视频名家做出点评的间隔期过长，不能及时地反馈信息，极大地损害用户使用忠诚度。
二、“可沟通性”基本理论之梳理与阐释
在当下信息化时代，传媒技术迅速发展，新旧媒体相互融合、交互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彻底颠覆了以传统媒体为主的传播图景，突破将传播仅理解为功能性媒介的工具性活动，而将社会变迁作为考量传播与人之关系的重要场域。“可沟通性”（Communicativity）”这一概念来源于“可沟通城市（Communicative city）”，德国学者昆茨曼（Kunzmann K.R.）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新的信息技术应该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城市的信息需求，并且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在不断变动的城市中生活得更为舒适。[3]之后一批美国传播学者亦开始研究城市的“可沟通性”，认为城市应该从规划设计的新型开放、信息交流的多元融合、公共参与的自主安全等方面，促进人们在城市中的社会交往、公共参与，并通过交往、参与能够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加里·加蓬特（Gary Gumpert）和苏珊·J·德鲁克（Susan J．Druker）总结归纳出“可沟通城市”涉及的三个基本面向：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和社交机会、城市基础设施相关因素和公民政治参与相关因素。[4]复旦大学信息传播研究中心团队基于此提出了“可沟通性”的三个层次，即信息连接、公共交往和意义共享，编织城市文明与人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
当下以“可沟通性”概念来观照戏曲的传承与发展，即是重建人们对于戏曲的记忆，联结戏曲和人们的关系，传承和共享戏曲文化价值，让戏曲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活”起来。具体而言，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沟通与传播成为社会交往的中心环节，戏曲构建的文化空间，既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本身又作为一种媒介，构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关系。网络媒介是戏曲的第二张面孔，复制、重构了一个虚拟的戏曲系统。现代戏曲体验是融合性的，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戏曲传播、交往、沟通的平台。网络媒体是新兴媒介，而戏曲蕴含着深厚历史文化，两者以高度强调自主性的新媒体为中介，在网络与实体空间发生具体的联系和碰撞，也许会为推动中国戏曲发展与传承产生新颖而独特的成效。
三、提升戏曲传播“可沟通性”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当前戏曲网络传播中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怎样更高效地借助新媒体使传统戏曲文化符号重获新生，应用灵活、高质的交互传播获取新媒体环境下的生存之道，尝试从戏曲文化本身和网络媒介特性两方面，创新戏曲网络传播的发展途径，从“信息传播”、“公共交往”、“意义生成”三个维度上力求优化拓展戏曲“可沟通性”传播策略。
（一）信息传播：新旧融合、再现拼贴，当代戏曲内容创新的思路
历史的感知与传承是戏曲作为传统文化载体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是“可沟通性”的重要方面。唐宋以来知识群体通过古文、书画、古琴、戏曲等研习文学、音乐、韵律的传统，既是追慕风雅的本性使然，也维系着贯穿古今的汉唐文脉。然而，在除旧立新的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在娱乐方式日趋多元化的环境下，传统戏曲的观众不断流失。老一代戏迷沉醉于戏曲的低吟浅唱中，年轻人却不知道戏曲有何魅力，究其原因，实际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历史断层。
人们对于艺术抽象概念的感知，只有通过具体的作品或形态去体验。戏曲提供的传统资源十分丰富，不仅舞台空间形态，更以服饰、绘画、书法、文学等可触及的要素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循着这样的逻辑来观察戏曲，便瞥见了其始终应以当代的方式进行“历史的传承”。上海越剧院编排的越剧《甄嬛》既抓住了当时热门的影视剧热度，又能在剧本框架中巧妙安排进戏曲的唱腔，此剧大获成功，赢得了年轻观众的追捧。同时，戏曲可以与流行音乐相互融合，如张杰的《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霍尊的《北京一夜》、《粉墨》、节奏部落的阿卡贝拉《智取威虎山》等都深受人们的喜爱。新媒体可借助其强大的传播力度，对于这些创新作品进行合作推广，例如效仿德云社太平歌词等曲艺借由抖音等走红网络。因此，戏曲传播应加强传播策划，围绕核心目标受众，调整呈现形式，片断式地嵌入进音乐、影视中，成为融入其中的戏曲元素，吸引一批年轻的后生力量。其中，作为最了解传统戏曲的一线戏曲工作者应积极参与进来。近期走红的京剧余派老生王珮瑜通过电视网络等各类综艺节目成功地吸引了许多以前从来不曾了解过京剧艺术的粉丝，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年轻人开始注意到戏曲的魅力，可以说王珮瑜通过其影响力对京剧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值得所有剧种或是戏曲人借鉴，通过这种明星效应的传播可以迅速广泛地收获大批粉丝，这无论是对于戏曲本身还是戏曲新媒体的发展都是极其有利的。
（二）公共交往：舞台嵌入、移步换景，当代戏曲观演关系的转换
网络传播方式的适宜性主要体现网络传播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能够为不同偏好的受众与意见会遇、交往、对话、沟通提供必要的网络空间。而网络空间的交往活跃程度，显示了受众对戏曲演出的认同度。
一是关注网络空间的交往特征与规则，拓宽网络互动与沟通反馈机制。以现有新媒体平台为例，将传统戏曲艺术通过新媒体技术进行传播，将戏迷擂台、名家教唱、互动、演出票务搬上了手机，给戏迷带来了听戏、唱戏、看戏、学戏的全新体验，也给各戏曲院团提供宣传途径，为戏曲表演艺术家与戏迷间的沟通交流提供平台。其中，通过直播的形式将演出实况展现在观众面前，避免了因为时间以及地理距离上带来的不便，给广大戏曲拥趸提供了便利。直播中，用户间的互动同时可以使观众形成现场看戏讨论的错觉，加强了代入感；反馈意见可以使剧团充分地了解观众的需求，并促进节目的创作与改进。另外，新媒体跨越了演员与观众间的鸿沟，演员可以是观众，观众也可以成为演员。例如，演员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去欣赏其他人的表演，完成作为观众的角色扮演；同样，作为戏曲爱好者的普通用户也可以将自己表演的戏曲段落上传至各大媒体平台供人分享。角色的互换提升了大众对传统戏曲的参与度，提升了亲切感，进而增强了用户粘性。以戏曲文化构建虚拟社区，培养受众的认同感。以交互为核心，深度促进戏曲信息网络的媒介融合，增强分众传播和互动反馈及时性的同时，用户亲身体验度提升，进而产生认同感。最终形成大众传播、新媒体和小众传播的相互配合、相互协同的整合状态。
二是充分运用多元化的媒介载体，使受众能够自由、方便、灵活地使用各种线上线下平台和媒介进行交往、参与，进而促进戏迷交往的良性运行。戏曲是一种典型舞台艺术，但“戏台”作为艺术表现空间，并没有局限于建筑的专属性，而是与中国人的生活居住环境融为一体。[5]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玮教授将移动网络时代的公共性称为“具身公共性”：当前大众的城市实践中，身体借助于地理媒介成为实体与虚拟空间的交互界面，其公共性意义日益凸显。在技术发展的今天，新媒体艺术为戏曲表演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虚拟场景与道具早已使舞台摆脱“一桌二椅”的束缚，更为空灵和自由，更便于体验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中国戏剧学院出品的《梅兰霓裳》，在传统舞台上创设出“夜空”、“山川”、“深宫”等虚拟场景，并将梅兰芳先生的虚拟形象投映在舞台上，一时间物换星移、新旧融合，新媒体技术对于舞台空间的嵌入，延展了戏曲传播内容的广度，将历史感延伸到了舞台空间以外。印象系列大型实景演艺项目《又见平遥》把古城元素和演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观众在一小时内步行穿过几个不同形态的主题空间，穿越于清末的平遥城，既是观看者，又是亲历者、创作者，从时间、空间两大维度上让观众跨越历史长河去追寻戏曲文化的主线以及它所承载的文明厚重。
（三）意义生成：戏曲元素、多元意象，当代戏曲产业开发的逻辑
戏曲负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精神意涵，关乎地方的荣誉感、尊崇感、归属感，形成了人们精神的共同寄托。戏曲文化传承的关键要把基于历史文化根底的阐述与以全球化通行的规则与逻辑结合，来守望中国戏曲文化的道统。戏曲所属的每个视觉符号和行为活动都在对外界传递一定的信息。受众对于戏曲文化和精神特质具有一致性感觉与认知，才能产生对这一特定内容的情感依附。应传承历史文脉开发戏曲文化符号，赋予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以立体感，真正使受众能够自由、便利地使用、接受戏曲文化产品，创造独特的戏曲文化内涵。应该积极开发戏曲衍生品，例如学习故宫博物院文创产品，作为同样包含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符号，故宫文创紧跟当下时代潮流推出的衍生产品将传统文化巧妙地嵌入日常生活用品中，不仅给大众带来了新奇的感受，也为故宫品牌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传统戏曲要想完善产业链条，可以借鉴学习此举推出包括戏曲造型，戏曲剧目等一系列相关文化产品以期获得额外的盈利收入。
相关部门应积极组织线下的活动，举办戏迷擂台大赛，邀请各剧种的优秀艺术家做评委进行点评，通过线下的活动为戏迷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拉近普通戏迷与戏曲名家之间的距离。还可以打造戏曲主题的文化小镇，例如各戏曲发源地相关文化景点，充分利用戏曲的文化价值与旅游等进行有机结合，形成内容制作、演出营收、周边销售以及结合旅游的实地经营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例如可以借鉴《清明上河图》的4D数字媒体艺术创造，以动态的全新方式展示，赋予戏曲文化生动鲜明的艺术感染力，吸引更多网络用户关注和互动，进而提升“互联网+”旅游产业的发展。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也日趋多元化，戏曲日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就传播对象而言，戏曲的市场并没有消失殆尽，戏曲仍然存在不少的观众和票友。正在崛起的知识群体和城市新兴中产阶级追寻唐宋以来知识群体吟唱诗、词、曲的传统，透出对先辈诗词曲赋、修生养性生活的眷恋。现在的课外兴趣班种类繁多，有不少家长把目光转移到了传统的戏曲，娃娃票友的数量日趋上涨，所以传统戏曲的年轻观众基数在不断扩大。随着我国国力的日益增长，戏曲作为优秀的民族文化象征正在走进国际市场，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友人的目光。这些都将是戏曲潜在的消费群落。当前，我们应当避免现代技术与传统文化的僵化叠加，必须注重高质量内容的制作，不断突破传统形式，求新求变。传统戏曲的继承与发扬需要的不仅仅是从事戏曲工作的专业人员的努力，也需要媒体的宣传推广甚至国家层面的重视，我们有理由相信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的戏曲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会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媒体的结合将是古与今、传统与时尚的一次碰撞，也一定会达成合作共赢的结果。
注 释：
[1]矫雅楠.跨越媒介，回归人文 ——雷吉斯·德布雷媒介研究思想及其学科价值[J].国际新闻界，2015，37（5）：38-50.
[2]陈之遥.我国以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视域下戏曲传播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6.
[3]钟怡.多元传播视角下的城市沟通：上海人民广场“可沟通性”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9）：62-68.
[4]钟怡.多元传播视角下的城市沟通：上海人民广场“可沟通性”研究[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09）：62-68.
[5]陈永维.新媒体艺术在江西古戏台文化传播中的应用——评《笙歌满庭芳：江西古戏台旅游》[J].新闻战线，2017（14）：159-160.
作者简介：
沈 菲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与传媒经济。
【责任编辑：刘君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