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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归殊途:彼得斯与庄子对
“交流失败”原因的比较研究


谢清果,王 婕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笔者立足于中西传播观念比较的视角,首先梳理了彼得斯《对空言说》中的传播观念史研究思路,探讨“交流失败”观念的历史根源,剖析其“交流失败”观念的具体障碍。进而分析庄子对交流的态度,发现庄子和彼得斯在交流失败的成因、障碍的认知上存在超越时空的“貌离神合”。彼得斯着眼于“人为”,而庄子依托于“自然”,这正是彼得斯与庄子在交流认知差异上的根本区别之处,也正因如此,他们对交流问题的解决方式产生了方向性的差异。

关键词:彼得斯 庄子 传播观念史 交流


彼得斯《对空言说》开启的传播观念史研究是对传播学实证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世界传播史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书中,彼得斯首先以耶稣和苏格拉底为源头,抛出了撒播和对话的两种不同的传播类型。在此基础上,彼得斯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史。耶稣和苏格拉底所处的时代正是雅斯贝尔斯的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写的“轴心期”(Axial Period),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西方和印度等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同时出现了突破:“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都出现了,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1]有趣的是,这些先贤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选择对空言说: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都选择言传身教,都没有著书立说,但后世却都以《对话录》《论语》《圣经》等文字作品(符号)流传为经典……[2]他们的选择不谋而合,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交流是否必然走向失败?怎样的交流方式更有利于传播?交流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对观彼得斯对交流失败的理解,借鉴彼得斯梳理传播观念的方法,分析庄子对交流的态度,发现庄子和彼得斯在交流失败的成因、障碍、解决方式上存在暗合。《对空言说》通过对传播观念史的梳理树立了传播哲学的传统。但作为世界传播观念史的研究,《对空言说》缺乏对中国经验和中国文化的涉略。彼得斯自己也反复强调:“中华文明之中有如此多的智慧,然而整个西方智慧却一直对它那么地一无所知”,[3]《对空言说》所运用的素材都源自西方,没有融合中华文明智慧是彼得斯该书的一大缺憾,也是中华文明的遗憾,更是中西传播观念史研究需要拓展的薄弱环节。

本文基于建构华夏传播学[4]的学术立场,着力中西传播观念比较,以彼得斯的名著Speaking Into the Air(最新的中译版本为《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和庄子学派的《庄子》为文本依据,分析“交流失败”的历史根源和具体的主客观障碍,以对比彼得斯与庄子对人类交流困境成因的理解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一、学术史回顾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是复旦大学邓建国所翻译的美国艾奥瓦大学传播学教授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所著的“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一书的最新中译版本。彼得斯的《对空言说》立足于西方视角,结合耶稣、柏拉图、洛克等典型人物的传播思想,勾勒出西方传播观念史的轮廓。吴予敏等学者提出应该借鉴彼得斯对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国的传播观念史。然而这样的研究,却迟迟未受重视,甚至在庄子是否具有传播思想的问题上,学界尚存争议。在此背景下开展中西传播观念对话,促进主要文本的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国内外对《对空言说》的研究

《对空言说》被公认为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彼得斯旁征博引,结合历史、宗教、文化、物理科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领域知识,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贯穿到历史的脉络之中。早在1986年,彼得斯就有感于传播学“学科”界限对传播学领域研究的枷锁,[5]进而探讨了传播研究中学术贫困的制度来源,[6]文章被发表在《传播研究》上。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教授迈克尔·舒德森(Schudson)评价彼得斯《对空言说》一书“将媒介研究到了个个”,[7]伦敦大学蒂姆·克鲁克(Tim Crook)认为《对空言说》一书横跨哲学、历史、文学、媒介史等多个领域,彼得斯别具一格的研究打破了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的教条,[8]已成为学习和研究美国传播学必读的基础文本之一。[9]截止到2019年5月3日,在谷歌学术中,该书已经被其他学术文献引用高达2108次。

在该书中,彼得斯将“交流”看作传播研究的重点与前提,将“交流”的问题推到了前台。[10]交流被看作是传播研究的重点与前提,同时也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人类对交流的渴望从未止步。报纸、广播、电视的产生,使得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成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传播研究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如受众态度的转变、心理的影响、宣传的力度与技巧等,并借用计算机中编码、解码的概念,来解释信息的发送与接收问题,显露出科学、控制的痕迹。公共舆论的监督、政治理念及军事目的的宣传、商业产品的促销成为了交流研究的重点。[11]因此偏离了交流的根本目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因而,在四处充斥着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社会,研究“交流思想”的主要意义在于个体层面的沟通与社会关系的建立(人际传播),以及民主的推行和社会的发展(大众传播)等方面。[12]

彼得斯打破学科的束缚,将传播置于社会科学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2015年,彼得斯出版《奇云》一书,其思想与《对空言说》一脉相承。《奇云》舍弃了《对空言说》的时间叙述角度,转而以空间角度梳理传播观念史,着重描述了身体中介对传播的影响。[13]

台湾世新大学学者夏春祥感叹于彼得斯“对于传播的厚实热情”,并指出“以个别体验为沟通基础、又以群体归属作为传播核心的感性深度,作者竟然能以开阔的视野、严谨的逻辑,以及铺陈有序的方式架构出来,这种理性能力在传播领域中相当少见,也是我辈以知识作为志业的研究者与学习者很有价值的参考对象。”[14]

复旦大学殷晓蓉从传播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交流”语境下的传播史问题。她认为彼得斯并非带着悲观的态度去看待“交流的失败”,而是将“交流”置身于传播思想研究的背景之中,去分析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对“交流的失败”的原因和意义梳理有助于澄清传播学的基本问题。[15]“交流问题”贯穿整个西方文化史。彼得斯按照时间顺序梳理通信技术的进步,反思交流出现的困境,通过对哲学文本的解读树立了传播哲学的传统,也显示了其作为一个传播学者的学术广度和创造性智慧。[16]

黄旦将彼得斯的中心论点总结为:我们不该着眼于是否能够交流,而是追求在保持界限的前提下,公正而宽厚地彼此相待。[17]刘海龙则指出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对空言说》无疑都给世界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以新的启发。[18]

(二)国内外对《庄子》传播思想的研究

厦门大学黄星民认为“华夏传播研究”的主要内涵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思想的整理和扬弃。[19]他认为实现其扩充需要靠传统文化的整理。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传播观点。译者邓建国也认为彼得斯的交流观与中国古代的交流传播观念存在“暗合”。[20]因而将传播思想回溯至先秦时代,从庄子的传播活动及观点入手,可以实现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的整理。

关于庄子有没有传播思想这一问题曾引起学界的争论。尹连根教授于2017年在《新闻国际界》上发文,认为“庄子没有传播思想”:“庄子固然有传播活动,但并没有所谓的传播思想。”[21]2019年2月,姚锦云在《新闻国际界》上发文回应,列举论述了庄子中存在的大量传播活动和传播思想,并借用舒德森的理念表示:研究传播的人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狭窄的传播学领域,而应该从广泛的社会史、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学科中汲取养料。[22]

蔡锦瑜认为《庄子》的传播学思想非常丰富。加拿大传播学者、传播学大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就引用过庄子中汉阴丈人的寓言(《庄子·天地篇》),来阐释技术变革的实现有赖于思维和评价模式的改变。西方社会在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着人的异化、环境污染等问题,为了谋求解决之道,他们在东方找到了《庄子》《易经》《孙子兵法》等一系列文化理论。近年来,国内传播学研究者也将目光投向了《庄子》,并产出不少成果。[23]

作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庄子》中蕴藏着丰富的传播智慧。庄子的宣传思想最早见于郭志坤所著《先秦诸子宣传思想论稿》一书。[24]在此之后,台湾关绍箕在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中专门辟出“道家传播思想”一章,集中论述了《道德经》《庄子》等道家经典的传播思想。[25]庄万寿从语言符号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庄子语言符号的特点。[26]谢清果则从内向传播的视域出发,紧扣《庄子·齐物论》所提出的“吾丧我”命题,结合米德“主我与客我”理论,深入剖析“吾”与“我”的内涵与关系,以思考和求解《庄子》中的内向传播问题。[27]

早在1993年,何庆良就从对传播学中国化的考量出发,以《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为题,集中探讨了先秦诸子的“传播实践”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构建”的可能性。[28]并在文中具体分析了庄子“大辩不言”的论辩思想和“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的传播技巧等。[29]

无独有偶,仝冠军在其博士毕业论文《先秦诸子传播思想研究》中,对“传播”和“传播思想”加以界定,并以“庄子传播思想研究”为题单列一章,分别从“传播主体”、“传播标准”、“言意之辩”、“寓言”等不同角度对庄子的传播思想加以探讨。[30]此外,厦门大学赖慧民从传播学视角审视《庄子》,指出“言意之辨”的语言观和人际传播策略突出表现了庄子的传播观念。[31]

(三)庄子与彼得斯传播观念比较研究尚属薄弱

彼得斯将耶稣、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等古代先哲视为(西方)传播思想的源泉。他的《对空言说》立足于西方视角,运用文献分析法,结合耶稣、柏拉图、洛克等典型人物的传播思想,分析比较,进而勾勒出西方传播观念史的轮廓。[32]吴予敏根据梳理观念史、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等学科的经验,提出应该借鉴彼得斯对传播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国的传播观念史。通过深入挖掘先秦等古代先哲的传播思想资源,建构中国传播理论,是实现传播学本土研究的重要途径。[33]

当下,一批优秀学者都尝试从传播视角解读《庄子》。谢清果从语言角度分析了《庄子》的传播效果,指出传播的三重境界:不言;无言;忘言。[34]李红论述了庄子“吾丧我”观点背后的主体性。[35]邵培仁、姚锦云则从传播受体论出发:庄子的独特之处是认为传播的成败不在于“传”,而在于“受”。进而指出庄子的特色在于“接受主体性”,并反思“传者为中心”范式的弊端,重新界定个体精神世界与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36]

关于彼得斯与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对比研究,目前处在初始阶段。谢清果、杨芳、曹艳辉等从华夏传播视角切入,将《道德经》与《交流的无奈》(旧译本为《交流的无奈》)进行对比,[37]通过研究其对于交流困境认知与解决方式的异同,[38]阐发对交流困境的理解和启发,认为他们都怀着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这种“交流的无奈”,但在超越交流无奈的方法上,却有着不同的解决方式。[39]

目前,彼得斯与庄子的传播思想对比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姚锦云等学者曾提出庄子与彼得斯的可比性和相似之处,但将两者对比的文章目前还未见到。而《庄子》一书中含有丰富的传播思想,非语言传播、内向传播等都与彼得斯不谋而合,值得深入研究。

二、彼得斯对“交流失败”历史脉络的求索

1938年,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开展了一项名为“The Grant & Glueck Study”的研究,81年间,他们选择记录了724位男性一生的工作、阶层变动和幸福状况。研究意外发现人际关系对个人生活的重要影响:第一,社交关系对人类而言非常重要,与家庭、朋友、社区有更多社会联系的人更快乐,更健康,更长寿。而孤独的人不仅不快乐,寿命也更短,身体及大脑的衰退早于常人。第二,亲密关系的质量非常重要。坏的关系加剧对人的伤害。第三,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保护我们的身体,而且还可以防止记忆力衰退。

良好亲密的关系离不开有效的交流。我们生活在宗教、工作和公共事务之中,也生活在交流中。人类内心的思绪和潜意识持续流动,一刻不停。但现实生活中,无效的、误解的、针锋相对的交流却是沟通的常态,加剧了人与人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这种失败感,彼得斯结合更加广泛的跨学科人文视角,在其传播思想史名著Speaking Into the Air(《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中提出:“交流”问题的根源由来已久,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

面对交流失败的挫折,彼得斯提出了一个残忍的观点:交流必然走向失败。他结合更加广泛的跨学科人文视角,梳理了“交流”问题的历史根源,[40]总结如表一所示:

在当今社会,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深度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人类文明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技术颠覆了人类的社会交往方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已经深度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交传播、信息共享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41]而可预见的是,随着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推进和普及,媒介将成为人类生活不可分离的工具,形成“媒介化生存”。

在技术进步的同时,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越来越多样、灵活,社交和生活也更加便捷,但“群体性孤独”、“数字鸿沟”、“在场的缺席”等问题同样扑面而来。例如微信列表里躺着数百位好友,却仍然感到孤独,甚至与朋友“对面而无语”,这些都是交流失败的体现。

三、彼得斯与庄子对“交流失败”原因的深度剖析

人的一生都处在交流之中,为何交流却总是失败呢?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原因造成了交流的失败呢?纵观《对空言说》全文,可以总结为来自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障碍。与彼得斯相同,庄子对交流失败的理解也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障碍两部分。《庄子》中涉及大量的传播交流活动,广泛涵盖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交流中存在的障碍、传播主体的被束缚、信息解码中个体偏见等局限带来的误解、语言等符号中介的传播效果等方面,庄子学派对此有着辩证、客观的认识。

(一)导致交流失败的客观障碍

彼得斯指出了有来自时间和空间距离的客观阻碍,交流中存在的客观障碍如表二所示:[42]

第一,空间给交流带来的障碍。在身体的不可或缺性上,弗洛伊德、黑格尔、奥古斯丁都持着同样的观点:在交流中,身体的在场具有不可替代性。弗洛伊德提出,任何“辅助器官”,都不能代替身体的缺席;[43]阿多诺提出人们在远距离的大众媒体的联系中存在幻觉和偏离,充满着微小的看不见的沟壑;[44]黑格尔认为交流既是主体问题,也是客体问题;[45]奥古斯丁则直接打出了“道在肉身”的符号中介旗号。[46]19世纪贝尔在首次接通电话时,他对华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过来,我要你”,表达了对缺席的他人能够亲临现场的渴望。[47]

第二,来自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障碍。交流双方的距离过远、信号的不对接、信件的迷失、回应的速度慢导致对话延迟乃至于中断。[48]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就是未能成功到达交流对象的“死信”。

对观彼得斯对交流障碍的描述,可以发现庄子同样也指出了时空限制等对交流的阻碍。《庄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思想,直接探讨了诸如“曲士不可以语于道”(《庄子·秋水》)的交流障碍、[49]“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的符号与意义问题、“君子之交淡若水”(《庄子·山木》)的人际交往等一系列重要的传播议题。但这些传播大都是失败的,具体表现在个体层面的心灵迷失、人与人之间冷漠和不信任感的加剧、是非尊卑等级观念锁死人们的思想、诸子百家各言其说争辩不止、君臣之间难以有效沟通,最终上升到人心不稳、诸侯相攻、天下大乱的地步。庄子对于交流的失败有着明确的认知,并直接在原文中多次论述其原因。总结如表三所示:

与彼得斯相同,庄子同样指出了时空限制对交流的阻碍作用。不同的是,在时空限制的层面,庄子更强调的是时空环境给个人经验带来的局限性;而彼得斯则注重时空给交流双方通信渠道带来的限制和不便。

在时间障碍上,彼得斯以死信为例,重点强调回应的速度问题,即交流的长期停顿、不及时的回信(反馈)对交流的阻碍。而庄子则侧重于生命长短和人生经验的层面。“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庄子·秋水》),是因为夏虫的生命只有一夏,对夏天的燥热体验阻碍了它们对冬天和寒冷的感知。于它们而言,冰雪是不存在的,世界永远是燥热的,因而无法与之交流它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受制于它们的生命跨度。在《庄子》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他们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既不能知道,也无法理解存在于自身生命时段以外的东西,因而,才有了“小年不及大年”的感慨。(《庄子·逍遥游》)

在空间层面上,彼得斯强调远距离沟通给交流带来的幻觉和偏移致使交流的失败,而庄子仍然在描绘空间因素给个体带来的认知局限。“井蛙不可以语于海”(《庄子·秋水》),是因为它长期身处狭小的水井之中,只能看见自己眼前的一角天空。进而言之,汇聚百溪之水的河伯原本洋洋自得于自我的宽广洪流,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秋水》)。直到见到浩瀚无边的北海才望洋兴叹,感慨自己“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庄子·秋水》)。而真正浩瀚的北海却不自以为傲,反而自以为渺小,这正是广阔的空间视野所带来的认知。

从井蛙到河伯再到北海,他们的空间视野层层递进,视野狭窄的井蛙局限于一口井,无法与北海交流,更无从理解大海的浩渺;而海伯汇聚百溪,千里奔波,有一定的视野,仍不免于自满。但也正因其空间的相对广阔,才有与北海交流的机会和反思自身的思维基础。

(二)导致“交流失败”的主观障碍

在主观原因方面,彼得斯指出了符号的错误编码、解码以及个体经验的阻绝等障碍。交流中存在的主客观障碍如表四所示:[50]

由表可知,彼得斯从个体角度出发,指出了个体层面存在的各种交流问题。俗言道“话不投机半句多”,个体交流的障碍包括对符号(语言、文字)的不当编码、错误解码;个体经验阻断对对方的同情(经验发生在别人身上,人很难感同身受);出于各种目的的掩饰和谎言;沉默;个体解读意愿和能力的限制;对信息的选择性接收和推断解读等等。交流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掩饰目的选择性部分披露甚至谎言。詹姆斯认为:我们人类的所有知识可能都是建筑在对各种欺骗行为的战略性隐瞒的基础上的。[51]

种种原因,致使人类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语言、文字、图像、声音等),交流都注定存在不可逾越的沟壑,而且充满阴暗面。[52]于是,人们总是一边追求更好的交流,一边又保持着自我的边界;一边掩饰自我,又一边为了交流的难题而苦苦思索:在现代世界里生存,人们必须要成为占卜师,对难以琢磨的他人左思右想,解读秘书的深意,理解上司领导的弦外之音,领会朋友爱人的轻声反讽抱怨背后的心理动机,捕捉政治政策和经济环境的人事变化,从细微的社会现象中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

而这些判断大多依靠个体人的观察和经验,符号的解读困扰着每个人。本雅明提出在组织传播方面广泛存在的问题:在办公室政治之中,一切讯息的源头都深藏不露。在官僚体制的迷宫中,我们如何判断某个符号究竟是我们自我的投射,还是他者的表达,是我们主观解读的结果,还是客观世界显现的规则?我们又如何知道,一个关键信息的意外获取是否会是有意的披露?[53]如何与远近不同的人产生联系成为人们日常焦虑的内容。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媒介手段的不断进步,这种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因而彼得斯认为,交流的难题是无解的,交流必然走向失败。但正是因为交流的失败,才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尤其是传播效果和传播策略的研究。交流失败正是推动交流观念形成的第一力量。[54]交流问题既是哲学问题,也是道德问题、政治问题;对交流问题的思考是20世纪传播理论的关键。[55]

与客观障碍相对比,庄子在主观障碍的认识上与彼得斯更加趋近。总结如表五所示:

语言符号的限制对应着彼得斯“符号误读带来误解”的观点。但庄子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上显然比彼得斯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一方面,在语言符号的运用层面,庄子提出“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三言观,具体论述了提高语言传播效果的三种方式。另一方面,在言意之辩的层面构造出“不言”、“无言”、“忘言”的三层境界。

教育水平的限制与彼得斯“个体解读意愿和能力的限制”相对应。“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的理解能力,进而影响交流的效果。

对“是非”的批判是庄子区别于其它思想家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道家“齐物”、“无为”思想的认知基础。人们带着自己的成见,“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齐物论》),先入为主地否定与自我不相符合的观点。但“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庄子·齐物论》)人们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患病甚至半身不遂,但泥鳅却不会这样。那么人和泥鳅究竟谁住的地方是最合适的呢?

庄子借寓言的方式表达了他的交流观点:所谓的是非、仁义不过是人为制定的标准,人们带着自身的认知局限排斥自己认知体系以外的言论和信息,这也是儒、墨诸子百家争论的来源之一。[56]人的是非标准使得人们各说各话,互相排斥,进而导致了交流的失败。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庄子认为人性是在充斥着仁义、是非等观念的生存坏境下受到了污染。庄子借渔夫的形象指出“人有八疵,事有四患”,指出了人的劣根性对人际交流的影响:“佞”“谄”“谀”“谗”“贼”“慝”“险”“很”“矜”等(《庄子·渔父》)。在不被理解和尊重的情况下,再三执拗地进谏忠言叫做善辩(不吐不快);揣摩别人的心意进行迎合叫做谄媚;不分是非随意顺人心思言论就是阿谀奉承;喜欢在背后说人坏话叫做谗言诋毁;离间亲友是陷害;故意称赞诈伪之事来败坏别人叫做奸邪;不分善恶地讨好对方以谋私利叫做阴险;执迷不悟,听了劝谏不仅不改过还要变本加厉叫做执拗;只承认别人对自己的认可,而否定别人中肯的意见,叫做自大。

在人际交往之中,出于种种目的,阿谀奉承、谗言诋毁、离间讨好随处可见,带着虚假面具下的沟通自然会导致交流的失败。

对观《对空言说》中关于交流失败原因的论述,庄子与彼得斯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彼得斯的表述更多使用了传播术语,而庄子学派对于交流失败的客观障碍的表达更为生活化,但基本内容有相叠之处。

四、彼得斯与庄子对“交流失败”的认知上的异同

之前有关彼得斯《对空言说》(旧译本为《交流的无奈》)的论述(如殷晓蓉、黄旦等)大都以时间线索为顺序,简要概括彼得斯传播观念史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混合梳理交流失败的原因和出路。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抛弃时间线索,转而将彼得斯传播观念史中涉及的人物及思想进行归类。

本文通过梳理庄子对交流困境的感知、解决交流失败的方法,并与彼得斯进行对比分析的方式,可知彼得斯与庄子在交流观点上的异同之处,如表六所示:

在对交流障碍的认知上,彼得斯和庄子都看到了时空和个人局限的限制,以及对信息选择性接收和传播的偏见。

在对时空障碍的认知上,二者的具体阐释又有所不同:彼得斯笔下的时空障碍是指过远的空间距离和时间间隔所导致信号不对接、信件迷失、回应延迟乃至于中止;而庄子则重点论述时空环境给个人经验带来的局限性,如“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这都是时空因素给个体带来的认知局限,进而无法与之交流他们所不能理解的、在其头脑之外的东西。

在对符号的认知上,庄子和彼得斯都发现了语言符号给交流带来的限制。彼得斯看到了符号解读中的误解,而庄子看见了“言不达意”的无奈。“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做车轮的轮扁做起车轮来得心应手。他知道如何恰到好处的把握每一道工序,技巧娴熟。其中的门道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但确实存在说不出口的技巧和心术,这心术,他甚至无法传给自己的儿子,以至于70多岁了还得亲自给帝王做车轮。轮扁借此指出桓公所读的古书不过是是古人的糟粕。“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庄子·天道》)古时候的人和他不可言传的东西早已消逝了,他们留下的书籍也不过是意义的外显,而不是大道本身。而随着时势的改变,用语言表达的书籍终将会在脱离原先的情景之后,其真意却被时代所遗忘。

彼得斯在《对空言说》出版的中译版序中也强调了这一观点:“试图将任何东西(无论他是转瞬即逝的还是恒久不变的)固定下来,或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57]因而苏格拉底、孔子、耶稣这三位先哲均不约而同地放弃书写,而转向了口传身授。符号作为交流的中介,贯穿了彼得斯传播观念史的始终,是决定交流效果的重要因素。

虽然语言符号工具存在局限,但庄子与彼得斯又都肯定了语言传播的功能和效果。与彼得斯笔下的霍肯相似,[58]庄子认为中介传播也能富有成效,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的“三言”观。而《庄子》文本本身也是运用“三言”观进行传播的一个样本。

彼得斯也提到了语言的传播效果问题。尤其是在“重言”方面,彼得斯通过对苏格拉底、孔子、耶稣这三位先哲的传播活动的梳理发现,他们都选择口传身授,述而不作。包括《对空言说》本身也是这样,整理先贤的观点,引用其“重言”,述而不作,却将自己的态度和观点蕴藏其中。

此外,庄子借以寓言的形式思考“言”、“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符号和意义的统一问题。笔者曾在言意之辩的层面,根据得意忘言的程度提出“不言”、“无言”、“忘言”三层境界。[59]在语言与意义的关系上,庄子显然比彼得斯有着更加深刻的认知。而在《对空言说》中,语言及身体符号时而必不可少,时而罪不可赦,两种观念截然相反,将符号中介发挥的作用简单对立。而庄子对语言的认知水平显然有所超越:从三言观的技巧,到“得意忘言”境界的层层递进,庄子实现了中介传播技巧与交流目标的统一,符号和意义的统一。

在个体在交流活动中的主动性问题上,彼得斯指出交流具有掩饰欺骗性,而庄子则指出了人的谄媚、讨好、诬陷行为,这都属于交流活动中存在的表演、掩饰和欺骗。此外,庄子还指出了教育的作用,进而反思交流失败的问题,认为其根本在于是非道德的虚伪,因而强烈批判是非,主张“绝圣弃智”,提倡齐物思想。

彼得斯则更加注重个体的主体性,体现了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模式。比如“交流作为掩饰手段,内容具有欺骗性”、“个体拒绝交流造成单向沟通”、“个体之间经验”、“意识的阻断”、“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接收和理解(推断解读)”等原因都是从传播者个体出发,强调传播者出于种种主观意图而进行的主动选择,进而生发了种种交流问题。再比如彼得斯书中对苏格拉底对话观的肯定。苏格拉底认为离开了对话,也就使符号脱离了主体,文字、图像视频等媒介手段的发展“不仅影响信息交换渠道,而且还代替了人体本身”,[60]这使得原作者失去了对信息的占有权,而对话可以弥补这种缺陷。对话信息大都是针对当下的情境而言,一旦离开具体的情景,脱离了作者,被文字等符号固化下来的信息就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质疑和攻击。而对话则将意义的解释权和占有权牢牢抓在传播者手中,这里也体现出西方以传者为中心的传播观念。

彼得斯着眼于人为,而庄子依托于自然,这是彼得斯与庄子在交流认知差异上的根本区别之处,也正因如此,他们对交流问题的解决方式产生了方向性的差异。

面对交流的失败,彼得斯悲观地指出:在交流中谋求精神满足是白费力气。交流的失败常常出自于责任义务和利益的冲突以及彼此之间耐心的缺乏。[61]面对交流的困局,彼得斯给出的答案是放弃交流的幻梦,转而将交流问题转为“我们对他者的共情能够走多深多远”的问题,期望我们能尽可能欣然“按照他或她的独特面貌来看待每一个人”。[62]

面对交流的无奈,庄子则生发出“齐物”思想,表达了对是非标准和人的劣根性的反思。与齐物论相对应,彼得斯提出了他者特性,从人为的角度出发,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和理解,将交流传播的目的转向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层面。而庄子则看穿了社会是非等级链条的枷锁,着眼于自然,进而从接受者个体出发,讲求内向“坐忘”以“心斋”,外向“齐物”以“物化”,以实现由内而外的交流通畅,这也就是追崇“万物皆备于我”的以受者为中心的交流模式。内向而求同时也是中华文化的独到之处,而由此而引发出的彼得斯与庄子对“交流失败”解决路径的不同是其最大的差异之处。笔者将对此另文深入阐述。


基金项目: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华夏文明传播的观念体系、理论体系与当代实践研究”(19BXW056)。


注 释:

[1]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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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ohn Durham Peters,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256.

[4]“华夏传播学”是传播学本土化的新兴研究领域,体现出一种探讨华夏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活动和现象,进而提炼观念体系与理论体系的一种学术追求。“华夏传播学”以儒家的中庸太和、道家的无为自然和禅宗的缘起性空为核心精神,贯通古今,以传统为主,以现实为辅,通过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在传播实践和理论方面展开对话的方式,进而构建华夏文明传播的话语体系,提供可以与西方传播理论对话的中国思考。

[5][40][42][43][44][45][46][47][48][50][51][52][53][54][55][57][58][60][61][62]彼得斯.对空言说[M].邓建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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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本句引自《庄子·秋水》,后面对《庄子》原文的引用将直接在文中标注(《庄子·X篇》),不再脚注。

[56]仝冠军.庄子传播思想研究[J].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93-100.


作者简介:

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传播研究》主编;

王 婕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许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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