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
污名化探析
尤旖芸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 要：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下，我国粉丝矛盾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以粉丝污名化现象最为突出。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污名化进行探析。研究发现，污名化被赋予了新媒体传播快、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并在传播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娱乐精神。本文还指出，社会建构论强调社会知觉与自我知觉的双重建构，主要体现在粉丝传统社会地位的变动及我国当下严重的泛污名化趋势。
关键词：污名化 粉丝形象 新媒体
“污名化”是一种针对某些个体或群体的贴标签行为，带有极强的贬低性与侮辱性。近年来，在微博、知乎、豆瓣等网络平台上，与粉丝相关的负面报道占据了大量版面，如“90后男孩潘某以死要挟范冰冰与其恋爱”、“杰克逊去世后12名粉丝自杀”、“粉丝自称与王力宏结婚七年遭抛弃”等等。
此类粉丝的不正当、不理智行为，使得在公众的印象中，粉丝的形象开始与“脑残粉”、“盲目”、“疯子”等关键词挂钩，此即为当下粉丝形象的污名化现象。随着我国新媒体的高速发展，可供网民发表言论的平台日益增多，各类新闻事件的传播更为轻而易举，这在很大程度上于无形之中加剧了粉丝的污名化。
实际上，目前已有研究关注到了新媒体时代与粉丝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为本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不少研究在观点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向，其研究范式多集中在多样追星平台、过度追星后果上。譬如将立场放置在文化管理者的角度上，一味地强调粉丝文化对社会的污染，认为粉丝是社会的负面角色，而忽略了这种观点背后，污名化的推动作用。
有学者指出，长此以往放任污名化行为，不仅会对被污名者的身心造成伤害，更会使媒介形象以及舆论环境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1]。因此，探究粉丝形象污名化，以期掌握其严峻现状及背后成因，具有较为深刻的意义。
新媒体具有“去中心化”的重要特征，即其降低了信息生产的门槛，使得网络传播中的信息量空前暴涨。面对大量碎片化、模糊化的网络内容，加之部分信息本身质量的良莠不齐，受众很难去了解事实本身并做出正确判断[2]。在这种情况下，受众极易由于个别因素对整个粉丝群体产生误解，从而导致粉丝形象污名化的愈演愈烈。
因此，本文旨在探析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的严峻现状与形成原因。基于以上思考，本文选择了与粉丝群体接触较为密切的三个不同阶层，并与之展开访谈，他们的身份分别是粉丝群体、粉丝家属以及非粉丝群体。访谈总人数为17人，其中12人属于粉丝群体，年龄由17岁到39岁不等，其中男性粉丝为3人，女性粉丝为9人；2人属于粉丝家属且男女占比为一比一，年龄分别为男性受访者48岁，女性受访者40岁；3人属于非粉丝群体且男女占比为二比一，两名男性受访者年龄分别为15岁和22岁，女性受访者为30岁。
本研究于2019年3月1日至2019年8月中旬进行了资料的收集，访谈涉及以下内容：媒体与粉丝关系、当代中国社会泛污名化现象、消费主义文化、粉丝社会地位、媒体责任与义务以及网民新闻素养。本文总体上遵从了阐释学的传统，在对访谈案例进行描述与引用之后，进一步就调查资料进行话语分析，最终通过归纳得出相应结论。
一、粉丝形象污名化的严峻现状
新媒体为粉丝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将其特征融入到污名化中去。由于网络的便利，任何信息都可轻易找到，且不易消散。此外，受众人数的压倒性优势弱化了粉丝的解释力，长此以往受到污名的迫害，他们不免会对自身产生怀疑。
（一）扩散迅速与不易消解
通过新媒体的助力，信息的传播格外轻而易举，任何人士，无论是否接受过专业学习或指导，都能够在各大平台上发布自己的言论与观点。当传播人数与传播平台都迅猛增加时，污名的扩散速度也就不容小觑了。
欣欣是一名研一学生，她常年混迹饭圈，追过各类明星。“在追星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对粉丝真的很不友好，比如说郑爽的粉丝名是正版，但会被故意叫成黑称，也就是盗版；还有杨洋的粉丝羊毛被叫成脚妹，杨幂的粉丝蜜蜂被叫成马蜂，黄子韬的粉丝海浪被叫成海怪等等。”
继续追问欣欣是否尝试过纠正黑称时，她表示这种行为无济于事。“没用的，之前有个易烊千玺的大粉针对黑称特意发了条微博，结果评论区被控评了，清一色地故意用黑称说事，路人看见这条微博后，只会去看笑话，反倒不会重视大粉想要纠正黑称的初衷。”
由于网络的发达，信息的持久性极强，即使是一条十几年前发布的信息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找出来，更不用提短期之内的信息了，因此污名化并不易消解。
目前20岁，正上大三的小杰是刘诗诗七年的粉丝，他亲身经历过被污名的行为。
“刘诗诗和吴奇隆刚结婚的时候，大部分刘诗诗的粉丝都特别生气，想尽办法黑吴奇隆，我当时看不过去，就在刘诗诗的超话里帮吴奇隆说了几句话，结果被刘诗诗的反黑站点名批评，说我是黑粉，直到现在还能在微博上搜到这条信息，最关键的是我都已经换了好几次微博ID了，他们依旧能准确地@我。”
可以看到，污名的传播渠道非常丰富，并且异常持久，而粉丝在反抗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只好选择了沉默。
（二）被污名者表达权的缺失
受从众心理的影响，当大量污名开始出现，多数受众会不自觉地站队，最终形成舆论的统一。此时，如果被污名者出来澄清，不仅会再次引来舆论的碾压，更会造成二次伤害，这种被弱化了的表达权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原有的解释力。
小古是张艺兴的疯狂迷妹，演唱会、专辑、杂志样样不落，十七岁正值青春的她，却被剥夺解释权，无奈遭受污名。
“我曾经P过一张我和张艺兴的结婚照，发在我个人的微博账号上，我的本意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结果那条微博发出去之后，好多人给我发私信，大概十几个吧，说我不知廉耻，我当时立马解释了自己的原意，结果发现他们把我的账号举报了，我不能回复信息，直到现在那个账号还不能用。”
小古的P照行为确实不妥，但仅以此判断一个女孩的全貌未免太过武断，连解释的权利都被剥夺，这样的表达权早已失去它真正的意义。
三十五岁的曹先生为了追星选择从事媒体行业，2018年10月，杨幂的新电影《宝贝儿》正式上映，口碑票房却双双扑街，网络上大量营销号开始挖苦杨幂及其粉丝，点开评论，全是骂声一片，说杨幂粉丝无脑追星的不在少数。曹先生见此，主动评论了几句。“电影虽然扑街了，但杨幂确实有在努力，蜜蜂们也都会保持理智，希望大家不要对我们失望。”然而这条评论却石沉大海，仅发出几分钟就被营销号博主删除了。
当一个群体失去发声的权利时，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无尽的误解与污名。新媒体应当是每个人手中的权利，而非针对部分弱势群体的武器。
（三）自我污名的出现
心理学研究视角将污名划分为两种维度，分别是公众污名与自我污名。公众污名，被认为是泛化的社会群体对某些特定的群体进行污名的行为，自我污名则指在公众污名后，随之而来的自我贬低与自我歧视。[3]
小沈现在是名大三学生，提起污名，他总是心有余悸，被追问多次后，他坦言：“我刚上高中那会，TFBOYS正火起来，黑粉也是最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少见的男粉，很多时候都会被同学嘲笑。高一开学前军训，班里的几个同学知道我喜欢TFBOYS之后，使劲地挖苦我，他们甚至拉拢班里的其他人不和我玩，在高一的一整年里我都没有朋友，过得特别压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成绩也一落千丈，直到高二分班，离开原来的同学之后，我的情况才开始好转。”
在遭受大量的歧视与偏见后，粉丝不免会对自身产生质疑，最终导致自我污名的出现。童女士是一家国企的普通职员，在看过《奔跑吧兄弟》后，开始成为女星杨颖的粉丝，直到现在已经两年了。
在进行访谈时，她说道：“我一开始特别热衷于和别人说我喜欢杨颖，因为我希望周围的朋友能够和我一样发现她身上的优点，但其实他们只会对我表示无语，劝我理性一点。后来有一次，微博上一个博主恶意抹黑杨颖，故意发了很多她的丑图，我就在评论区回复了一句拒绝抹黑，就开始被疯狂发私信说我是脑残粉，还有各种侮辱性词汇。我本来是个挺自信的人，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开始变得有点自卑，甚至怀疑自己做过的事情都是错的，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挺久了，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后怕。”
可以看到，粉丝形象污名化的最大受害者是粉丝自身，一两句在别人看来无妨的话语，极有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严重伤害，乃至一生的阴影。
二、粉丝形象污名化的形成原因
虽然部分粉丝确实存在不理智行为，但多数粉丝并未对他人或社会造成伤害，因此本文认为造成粉丝形象污名化的主要原因并非粉丝的自身原因，而是外部原因。参与污名传播的媒体与网友，是污名化的主导力量，想要解决问题，必须从此出发。
（一）媒体的选择性报道
媒体为了生存与盈利，往往会忽略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精神，他们热衷于追逐利润最大化，把“制造快感、追逐快感”当成自己的目标。[4]同时，不少传播者没有经过严格的新闻专业训练以及新闻道德锤炼，在报道中为了强化事件的矛盾与冲突，引起关注，常常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因此报道中常隐含其强烈的个人情绪，从而导致立场失衡。
媒体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在多数情况下，媒体的发言往往会引导受众的思维与做法。为寻求新鲜刺激的话题，他们时刻关注着粉丝群体的一举一动，盲目追求轰动效应，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马将其放大化、渲染化，最终引起一片喧哗。长此以往，社会受众不免对粉丝抱有一些固化的偏见与标签，误解也就愈来愈深，这不仅扭曲了媒体自身的职能所在，也扭曲了粉丝群体的真实形象。
以“女团ChicChil南京新歌签售会”为例，2019年2月26日，个别媒体在网络上发布“女粉丝给偶像下跪”的言论，并附上粉丝跪着签售的图片，一时引起网友热议，纷纷开始指责女粉丝及女团成员。
可过了几小时，事件却发生了反转，新闻中波及到的女粉丝亲自在微博上辟谣，她指出，事实真相并非如媒体所称“给偶像下跪”，而是部分粉丝为了不挡住台下的其他人对偶像进行拍照，不得已才选择跪下，并且这不能算作是严格意义上的“下跪”，因为通过官方发布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出，实际上有很多粉丝都是半蹲着的。
部分媒体在报道过程中预设立场、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最后造成了报道失实的结果。在涉及粉丝的新闻上，部分媒体经常使用非理性的表现手法，以“合理想象”取代事实，热衷于通过几张单薄的图片，描绘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忽视报道平衡而强调单方观点，惯用感情词汇挑动受众的情感共鸣，从而形成舆论场，这种行为无疑违背了媒体人该有的职业素养。
社会印象一旦形成便不易产生改变，由于我国受众对粉丝这一群体本身就抱有一些认知偏见，而媒体又常为迎合受众，选择去夸大、甚至捏造关于粉丝群体的事实，于是这种偏见便开始由个别粉丝扩展至整个粉丝群体，粉丝的污名化现象也就随之加剧了。
（二）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娱乐精神
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较为极端的文化现象，它把消费当作唯一目的，为了消费而消费，背离了“消费是满足人类生活需要、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手段”的正确理念[5]。在这种错误文化的引导下，受众将“对粉丝群体进行污名化”当作一种娱乐行为，从中愉悦自己，他们不在乎事实真相如何，而是更愿意去相信自己所愿意相信的，去相信可以用来耻笑的事物，通过表达对粉丝群体的偏见与歧视，来体现自己的高贵感，这其实是一种病态心理。
目前正上大二的倪同学坦言：“我是蔡徐坤的粉丝，但因为蔡徐坤最近被黑得非常厉害，所以身边的同学一听我喜欢蔡徐坤就开始笑，甚至不愿意和我做朋友。如果我反驳他们，说蔡徐坤的一些优点，他们就会直接说我是脑残粉，只会盲目追星。”
粉丝群体在社会中并不受待见，他们承受着莫大的偏见与歧视。通常情况下，由于污名化，不论粉丝所做的事真实与否，正确与否，一经报道都会被贴上“脑残”的标签。
新媒体时代给受众提供了一种新兴的话语空间，在这种空间下的受众，应当具有更为深层的思考能力，从而引领社会思潮，迈入更公平、更文明的社会。相反地，如果新媒体时代下的受众依旧只会使用简单的贴标签来进行恶俗的污名化，以此获得自豪感与愉悦感，那么除了加剧社会矛盾，这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
（三）受众知情渠道的稀缺
现如今，虽有微博、微信公众号、豆瓣等多款平台可为受众提供各类新闻信息，但这些平台所提供的与粉丝相关的信息，大多言过其实，带有一定的偏见，没有从完全客观、公正的角度去分析报道。因此，如果受众仅通过这些平台去了解粉丝群体，那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得知事实真相如何，只会被媒体一味地牵着鼻子走。
小沈的访谈内容便证实了“丰富受众知情渠道”的重要性，他描述道：“TFBOYS开四周年演唱会的时候，三个人的粉丝都在场馆外为自家偶像争取更多的宣传场地，彼此之间免不了产生争执，一些媒体就趁机抓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大肆地宣称粉丝不和，这条新闻当时甚至上了微博热搜榜前三，但其实粉丝之间并没有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互相包容理解了。不过很多人还是觉得我们三家粉丝没素质，只有像我这种在现场的人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国近年来的教育事业整体提升，网民文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这时他们所需要的不再单单是媒体的告知，而是可参与的发言机会；不再是简单的事件表面，而是深层的事实真相。可媒体却并未与受众需求接轨，稀缺的知情渠道使受众几乎没有可以直接获取真相的途径，只能在媒体的“刻意”引导下去了解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粉丝群体污名化现象的日益泛滥。
三、结论与讨论
社会建构论是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西方的知识社会学，它认为社会文化是知识生产的决定因素，其研究重点在于文化力量怎样建构知识和知识类型，其涉及方向主要为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后现代等等[6]。本文从社会建构论出发，探析粉丝污名化背后现象，发现粉丝群体正遭受消费主义文化的浸入，且其变动的社会地位推动了污名的扩散。
（一）消费主义文化下被消费的粉丝群体
社会建构主义从后现代理论中获取理论灵感，而后现代主义下的消费主义文化对粉丝群体产生着重大影响。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具备显著特征的符号价值，可以通过广告、媒体、商业品牌等媒介进行发起，形成一种符号化的消费生活理念和方式，这一文化的出现对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大众消费时代进行了反映。[7]
消费主义文化不单单是指人对物品的消费，也指群体对群体的消费，例如当下我国受众对粉丝群体的消费，便归于此。粉丝群体事件往往偏向娱乐话题，因此粉丝群体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不奇怪。此外，为了使这些谈资变得更生动、更有趣，在传播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添油加醋也就变成了一件“正常”的事情。
粉丝群体在消费主义文化下被不断消费，其舆论的走偏也有迹可循。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愈来愈大，粉丝污名化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消费主义文化对社会受众的价值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它在提高受众生活质量的同时，对价值构建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因此受众必须理性看待该文化，而非一味地接受迎合。有了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媒体方可发表真实无误的新闻报道，受众方可理性看待新闻事件，客观表达自身观点。
（二）传统与现代的粉丝社会地位变动
社会建构主义在心理学领域的渊源可追溯至学者格根的《社会心理学即历史》，他在书中强调，社会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一劳永逸的对人和社会的认识。[8]在我国娱乐产业刚刚起步时，受欢迎的明星数量极为稀缺，粉丝群体也极其小众，那时的粉丝群体由于人数少、影响力小的原因，并未受到过多关注，也并未被寄予较高的社会地位。
随着近年来我国娱乐产业以及新媒体的高速发展，明星群体日益壮大，其粉丝数量日益扩增，与此同时，粉丝的社会地位也在逐渐提高，这与先前粉丝较为低下的地位产生了冲突，从而引发了社会阶层矛盾。
在矛盾的促使下，原先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群由于害怕粉丝群体威胁到自身的地位，选择了对粉丝群体进行污名化，其他群体则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旁观着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有时也会加入其中攻击粉丝群体。
传统与现代的粉丝社会地位变动是社会建构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受众曾经对人和社会一劳永逸的认识，它促使受众改变观念，尤其是重新思考粉丝群体的社会地位。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泛污名化趋势
粉丝形象的污名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我国当前污名泛滥的现象，受众对诸如女博士、大爷大妈、同性恋者、河南人、童星等群体的污名正在愈演愈烈。同时，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污名化也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内容也越来越普遍化，学者将这些现象统称为泛污名化。
由于粉丝群体在新媒体时代占据着重要的娱乐与社会地位，且其数量不断壮大，因此该群体总是被迫不断参与到污名化中去。受众针对粉丝群体的追星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作出自己的判断以及评价，其中不免掺杂着非客观、非理性的言论，而正是这种不正当的行为促成了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泛污名化趋势。
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互动的情境性与社会互动的动态过程，加芬克尔在其著作《常人方法学研究》中表示，社会秩序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实践之中进行建构的，芸芸众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常识推理的逻辑，建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9]部分受众对被污名群体的污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这种错误秩序又扰乱了其他受众的逻辑与判断。社会转型期是各种思维想法碰撞的特殊时期，受众的思想本就处于混乱阶段，因此泛污名化趋势在此时期出现也是一种必然。
四、结语
当今社会，随着粉丝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粉丝这一群体开始成为受众视野中的常驻嘉宾，并引起大量社会话题，其中不乏罔顾事实，曲意捏造的行为，这些行为给粉丝群体冠以各种污名，而这些污名又对粉丝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本文通过与“粉丝群体、粉丝家属以及非粉丝群体”这三个不同阶层展开深度访谈，发现了新媒体语境下粉丝形象污名化扩散速度快，且持续时间长的特征。消费主义文化下的娱乐精神使受众产生价值观的偏差，剥夺了粉丝的表达权，粉丝群体被过度消费，而消费群体则自以为高高在上，却忽略了缺失责任感的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实际上也剥夺了他们的知情权。
此外，本文从社会建构论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出发进行探析，发现了粉丝群体被过度消费的现状。当下的粉丝社会地位相较传统而言提高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了其他群体的地位，产生了社会矛盾。实际上，粉丝污名化只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缩影，影响更大、范围更广的泛污名化正在形成。
面对粉丝污名化，任何一个群体都不能对其置之不理，而应当承担起自身的责任。首先，媒体作为时代的主要传播者，应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多发表与粉丝相关的正面报道，[10]如“粉丝考上清华大学为兑现与偶像约定”、“正能量易烊千玺粉丝每天画偶像强到开画室”等等，只有正确引导舆论，帮助受众全面认识粉丝群体，方可有效助力该群体重塑形象。
其次，网民应注重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在拥有自由发言权利的同时，也要为自身言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同时，网民需学会独立思考，注意他人言论的客观合理性以及表达的准确性，不随意附和他人观点并表示认同。
最后，政府应拓宽受众知情渠道。认知需求是社会需求中十分重要的一环，新媒体时代下充斥着多种信息获取平台，但由于某些平台的传播者缺失职业素养，其信息的真实性有待考察。因此，网民实际上缺失相关的渠道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这导致他们只获取了有关粉丝群体的少量信息，便开始盖棺定论，侃侃而谈。
不理智的粉丝确实存在，但绝不占多数，他们的个别行为更不足以成为整个粉丝群体的代名词。媒体通过这种博噱头的方式赢来了点击率，却给粉丝的形象泼上了脏水，同时蒙蔽住了受众的双眼。如果政府可以拓宽受众知情渠道，给受众提供更多近距离接触事实真相的机会，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粉丝群体成功去污名化。
“污名化”的存在，从侧面表明我国当前的社会价值观出现了问题。对受众而言，与污名化保持距离是有必要的，但也无须为此过度悲观，因为污名化是社会阶层产生变动时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粉丝群体能够以实际行动去认真维护自身形象，同时社会各界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尊重与保护粉丝群体，那我国粉丝群体的污名去除将指日可待。
基金项目：论文系2018年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立项项目（项目编号：2018NFUSPITP376）。
注 释：
[1]赵璐娅.我国网络新闻中女大学生媒介形象污名化研究[D].河北：河北大学，2016.
[2]郭佳楠.浅析互联网后真相时代被污名化构建的真实[J].新闻传播，2018（17）：71-72.
[3]伍婧.女大学生群体的大众媒介污名化现象探究[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12.
[4]熊仁国，张银柱，张沁沁.自媒体深度内容生产与传播探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10）：68-70.
[5]张冠男.中华田园女权词意考——网络环境传播中女性权利的污名化[J].新媒体研究，2018（5）：99-101.
[6]赵呈晨，郑欣.语言的游戏：青少年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语境及其行动逻辑[J].新闻界，2017（5）：52-59.
[7]代聪歌.当代女博士生形象污名化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2015.
[8]王文龙.社会学视野下凤凰男的污名化现象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14（11）：73-79.
[9]张丽娜.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未成年人报道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李某某案”为例[J].东南传播，2014（7）：72-74.
[10]陈相雨.媒体舆论监督和公众政治参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7）：146-150.
指导老师：
赵呈晨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刘君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