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海行动》看国产影片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创新
曾礼庚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5
摘 要：2018年由林超贤导演的国产影片《红海行动》通过拓宽影像元素建构视野，创新移植国际经典类型化叙事策略和表达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将传统军人气概、家国热爱、人道主义与国家形象等主题寄于影片的叙事逻辑之中，从而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与市场效益双丰收，为国产电影如何在国际通行的叙事风格中凸显中国精神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径。
关键词：《红海行动》 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表达 创新
讨论“主流意识形态”之前，有必要先对“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做一番简短的回溯。关于现代“意识形态”的概念，当前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在哲学上的根源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假象说”（i-dola）。[1]但真正创制和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则是法国哲学家D·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他在其著作《意识形态原理》（又译为《意识形态概论》）中将“意识形态”一词表示为“观念科学”（science of ideas）。尔后，意识形态的内涵经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虚假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列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等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今天当我们讨论电影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时，实际上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让·路易·博德里在《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文中指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并以“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效果为基础”，[2]即使是好莱坞类型电影也不例外。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一个时期内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今日之中国则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法律范围、时代精神和文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2018年由香港导演林超贤执导的根据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电影《红海行动》自上映来，以“零差评”的口碑在短短一个月内创造了35亿的票房神话（最终票房36.48亿人民币）。影片通过讲述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突击小组配合武警、舰艇保护侨民，深入异国交战区绝地突围，解救人质并破获恐怖组织核武器交易黑暗内幕的故事，隐蔽而巧妙地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大国崛起的精神气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人道主义表现得深入人心，使影片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面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实现了思想内核与商业价值的双赢。
一、全球视野的影像元素建构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即人的延伸”，[4]奠定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基础。他认为，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电影作为大众传媒中一种兼具视听、科技、时空的综合艺术先锋，已经可以通过借助影像元素的建构来实现观众对现实空间的合理表达与认知趋同。
《红海行动》与之前的主旋律电影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全球视野的影像元素建构贯穿始末。影片开始的前十分钟就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了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在宏大场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下，运用快节奏与慢镜头交叉剪辑的处理方式，将“蛟龙突击队”解救被海盗劫持的中国商船的紧张画面以及吉布提军港等代表中国海军与国家形象的信息呈现在观众面前，完成了整部影片“全球视野”影像元素在空间和情感上的第一重建构。这种建构不同于同为主旋律电影《战狼Ⅱ》中的直接表达，而是在更加隐喻和巧妙的前提下满足观众对“国家富强”的潜在精神向往和对“中国梦”的价值追求。这“既基于中国崛起的事实，更呼应了当下国势和民心，契合当下中国广大民众日益增强的国家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并因此成为中国崛起的时代隐喻”。[5]
而在影片后面“蛟龙突击队”前往伊维亚共和国解救中国侨民等系列情节中，制作团队最大程度还原了真实震撼的战争场面。例如，大比例的爆破、格斗、枪战等场面、跨国界的演员面孔、大规模的战场调度、血腥的残肢断臂等等。影片将代表中国形象的“蛟龙突击队”置身于这样的异域景象下，除了为观众带来更震撼的视觉冲击外，实际上也通过这些“全球化”的影像元素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负责的大国，一方面体现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不断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与此同时，影片中接近真实的战场景象也会令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将和平的中国与一些正处于战乱的国家形成现实世界里的反差和对比。这种由建构的影像元素而走向现实世界的强烈反差，会不由自主地令观众产生强烈“共情”和价值趋同，从而更能体会和珍惜拥有和平的幸福。
某种程度上来说，《红海行动》带给观众“战乱的非洲”与“崛起的中国”的影像思考，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巧妙的是，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在影片中进行直接的表现，而是通过系列影像元素的建构来完成，从而实现了“润物细无声”的艺术表达效果。
二、类型化叙事策略的移植创新
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风靡全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成熟的类型化叙事策略的成功，美国文化价值观之所以能无孔不入，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在于其通过好莱坞类型电影找到了一条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相融合的意识形态输出路径。反观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在国际上时常“反响平平”甚至“无人问津”，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叙事策略的“先天不足”。《红海行动》之所以能“叫好又叫座”并引发国际关注，必须承认其成功移植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同时增添了许多导演个人的创新和突破点。
首先，影片采取了多线索平行交叉的叙事模式。通过设置“蛟龙突击队”奉命前往敌占区实施“撤侨”行动、营救被恐怖分子绑架的中国能源公司员工邓梅、女记者夏楠追查的恐怖分子与叛军之间的“黄饼”交易三条叙事线索，使整部影片在短短两个多小时内完成了从中国海军勇担国之使命到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如果说影片中的“蛟龙突击队”奉命撤侨展现的仅是中国军人勇担使命、不负重托的价值表达，那辗转营救中国能源公司员工邓梅和其他被关押人质则可视作是捍卫中国公民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体现，而当“蛟龙突击队”队员在面对战斗减员的情况下毅然决定再入危境拦截“黄饼”交易，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正是当前中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国际缩影。三条叙事线索从里到外，逐层推进，最终汇聚一处完成了对塑造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与贡献者的国家形象叙事表达。与好莱坞传统单线叙事模式略有不同的是，《红海行动》中多线索平行交叉的叙事模式使原本宏大而抽象的意识形态主题巧妙潜藏于情节推进过程中，使之呈现地更为生动细腻，既防止了以往主旋律影片单一叙事线索造成的情节空洞，也有利于缓解观众审美疲劳，同时也令全片的价值观建构与情节叙事更具层次感。
其次，影片采取了“段落式”情节推进策略。先以宏大的海上场面调度凸显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解救中国商船的集体配合和军事素养，然后接到中央军委命令前往伊维亚共和国协助撤离中国侨民，再到后面接夏楠、救人质、拦“黄饼”，一个接一个的情节段落层层递进，将整个影片推向高潮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国军人与中国军队勇者无畏、强者无敌的立体诠释。从索马里打击海盗到深入恐怖分子腹地营救人质，再到最终成功拦截“黄饼”，“蛟龙突击队”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也随着情节的推进越来越大，不仅中途因遭遇恐怖分子炸弹袭击险些全队丧命，队员也历经了从负伤到牺牲的转变，但是“勇者无畏，强者无敌”的精神信念却始终贯穿其中。而观众情绪也伴随着影片情节的“段落式”推进而不断累积，直至最后平静的海面舰艇上出现烈士士兵牌时，达到情感的高潮与释放。这样的情节推进策略使得《红海行动》所传达出来的价值观念得以被观众接受，并提升了整部影片的思想审美内核。
再次，影片聚焦集体而非个人。中国过去的主旋律影片大多以某一正面人物或 “孤胆英雄”式的个体来展开叙事，导致影片因过于侧重主题思想表达而呈现出浓烈的“宣教”色彩，从而导致观众产生观影“逆反”心理。《红海行动》聚焦“蛟龙突击队”中的八人突击小队，并赋予每一个队员鲜活的人物特质和温度，如爱吃糖的机枪手石头，怕子弹的狙击手观察员李懂等。这既避免了好莱坞传统类型电影中集体叙事时角色的“概念化”，同时也符合当前我们国家所推崇的“团结就是力量”的群体价值倡导。而这蛟龙突击小队的背后所聚焦的实际上正是千千万万为和平而默默奉献的平凡个体，这样的类型化处理策略使影片在价值观的艺术表达上更为丰满。
《红海行动》并没有完全照搬好莱坞模式，而是将好莱坞战争片中的经典叙事策略移植在现代香港警匪片的基础上与之结合，例如影片中夏楠、邓梅、佟莉三个不同女性角色的加入以及影片中干脆利落的剪辑处理方式等都有香港警匪片的影子。这种创造性的移植创新在保证整部影片叙事情节逻辑严密性的同时，也为影片的价值表达融入了“中国元素”，不失为中国主旋律影片走向世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三、中国面孔的人类共同价值表达
《红海行动》能够获得海内外不同层次观众一致褒扬的重要原因之一——电影的主旋律并不是像过去通过喊口号、灌思想，而是通过一些不经意间的台词和叙事符号来更为隐喻地呈现。例如电影开篇时舰长高云在开导“蛟龙突击队”队长杨锐放下心理负担时，引用了晚清辛亥革命先烈徐锡麟作品《出塞》中的一句名句“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来诠释战士出征为国捐躯的荣光。这种价值观的艺术表达并不仅是适用于中国军人，即使是用之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人身上同样也是普遍适用和可被接受的。
其次，“蛟龙突击队”队员在解救被困侨民时一句“我是中国军人，我来带你回家”和在港口等待上舰侨民手里挥舞的中国国旗等，对于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感官更具煽动性。影片巧妙地用舰艇这个“小家”代替了“大国”，而对于观众而言，中国军舰就是“国”，上了舰艇便是回了“家”。这种“家国叙事”的文法传统，实际上相当精妙处理了主旋律和商业电影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也使得“国”在影片中彰而不显。
再次，影片中的八人突击小队出于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为了从恐怖分子手里解救出更多的人质，不惜以身犯险，整个小队乔装潜入恐怖分子的聚集地。在与恐怖分子的搏斗过程中，八人突击小队展现出了勇敢无畏的军人信仰和战斗意志，最终虽成功将人质营里的所有人质救出，但也因此而付出了两死一重伤的惨痛代价等等。让观众在观影是看到，打击恐怖分子并非西方国家军人的专属，中国军人为捍卫世界和平同样也献出了生命的代价。
要知道，类似这种刻画军人荣光、家国热爱、国际人道主义以及影片所侧重的“集体主义”等人类共同价值观，在过去我们更多是从国外电影或者说是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的西方面孔中才能看到的。而事实上好莱坞电影里所充斥着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之所以能影响甚至被大多数人“接受”，恰恰就是因为其在主题营销和传播的过程中一般会选择人类普遍的共性，同时维护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标准，谨慎地避免因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习俗而引起冲突和争议。中国乃至亚洲的的影片过去在表达价值观念时则往往偏重于谈“主义”而淡化了是否“普适”的表达思考。显然《红海行动》在这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用中国演员的面孔来宣扬人类共同的全球价值观，同时又将中国传统的价值精华和理念融入其中，实现创造性的表达与传播，不仅打破了“西方面孔”主导“普适”价值表达的“垄断”局面，也为今后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提供了参考。
四、结语
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弗·梅林所指出的那样，一切艺术总是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其倾向性和政治性的，实际上并不存在非政治的、无倾向性的艺术。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视听艺术，我们无法回避其意识形态功能，主旋律电影更加难以例外。我们研究影片中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并非是要效仿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来进行意识形态对外输出，而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应对西方电影中的意识形态侵略。
当前我们的国产影片如何在国际通行的叙事风格中凸显中国精神，展现中国的气度风范，使影片在获取市场票房的同时，又兼具主流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这不仅是中国观众与整个中国电影行业的期待，同样也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关键所在。对于中国电影而言，《红海行动》展示了主流意识形态审美与市场需求和价值表达三者间并非格格不入，即使是主旋律影片也完全可以通过拓宽影像元素建构视野，创新移植国际经典类型化叙事策略和表达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创新。除此之外，该片在类型开拓、叙事策略、主题表达乃至人物塑造与审美功能方面的探索对于国产影片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而仅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这点来看，《红海行动》中所聚焦的群像集体价值与将彰显国家形象的传统主题渗透于整部影片叙事逻辑的突破与创新更加值得国内其他影片和创作者们借鉴。值得称道的是，2019年内地“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影片在这方面充当了很好的“后继者”角色。希望有更多的国产影片和创作者能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创造出更多思想内核与商业价值双丰收中国电影。
基金项目：论文系南昌航空大学2019年省级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五四新研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青年》再审视”（项目编号：YC2019-S354）资助成果。
注 释：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
[2]让·路易·博德里.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J].李迅，译.当代电影，19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8.
[4]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21.
[5]李楠.动作军事电影成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探究——以《战狼2》和《红海行动》为例[J].戏剧之家，2018（12）.
作者简介：
曾礼庚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广播电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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