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时间：媒介实践与日常
时间感知的互嵌

——以987广播早晚高峰段节目为例

张 跃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 要：媒介技术的诞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对时间或空间的改造。在媒介化语境下，本文试通过具体媒介技术的实践性行为，以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987私家车广播早晚高峰两档节目为例，窥视作为技术座架的媒介重构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观念，以及这种时间观念如何进一步地暗含在媒介实践之中，与媒介行为产生互嵌。反之，这种时间观的重写也同时作用于媒介实践上。

关键词：广播节目 时间 高峰 日常生活

文化研究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和群体那里，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语言除了反映历史的过程外，在其内部也发生着重大的社会、历史过程。这要求我们在进行有关社会科学的研究时，要进入相应的社会语境下思考。[1]沿着威廉斯的思路，假使我们尝试着将“时间”作为关键词——抑或一种窥探社会的维度——进行探索时，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对此有着相似的观点。哈维在其著《后现代的状况》中认为：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2]而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如果非要选择一种视角去理解时间观念——进一步地，解构社会——本文希望以“媒介”为窗口，尝试打开关于时间的探索。援引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的观点：媒介与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互嵌，以致于它不应再与文化和社会制度相分离。反之，为了拆除媒介与社会、文化制度间的藩篱，我们的任务是探究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社会机制和文化进程的特性、功能和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3]

学者胡翼青认为当我们思考媒介如何形塑社会文化时，应当采取一种时间-空间转化的视角。在胡翼青的观点中，媒介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出现；而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本文试图通过具体的媒介形态以及相应的实践行为，去阐释在媒介生态中时间概念流变。

历史地看，电视媒介实践与时间观念的互嵌曾多次被人们讨论，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举例而言，《新闻联播》作为一档雷打不动的电视节目，在晚高峰19点准时播出，成为了许多观众判断时间的标准之一。学者卞冬磊与张稀颖甚至认为：传播媒介可以起到替代、充当手表的作用。[4]这种情况也不单单发生在国内，据日本学者藤竹晓介绍：日本正时（时钟长指针指向12时）就是进行新闻广播，这已经形成了所谓的“新闻习惯”。[5]

而在数字时代，广播受众多集中在“有车一族”中。由于行车安全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驾驶者的视觉多被集中在路面，广播（声音）成为了他们获取除路面信息之外为数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来源。因此，车载广播节目对于车辆驾驶员感知时间起到了很大的提示作用。本文试通过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987广播电台早晚高峰两档节目为例，浅析广播节目与受众时间感知之间的互嵌关系，尝试回答以下两个关键问题：

1.作为媒介实践的广播节目，如何浸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着人们的时间观念？

2.这种基于媒介实践的对时间观念的重写，又将如何反作用于广播节目的运行机制？

一、作为制序的时间

援引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的观点，罗萨在论及加速社会时，以社会事务量的激增作为最突出的表现。在罗萨看来，社会的加速直接体现为处理事务的单体时间缩减以及新事务的飞速叠加；而加速又以科技、社会变迁和生活节奏三者的内循环不断滚动且扩张，以致更强烈地被人们所直接感知。[6]

沿革罗萨的观点，作为媒介技术的广播依托数字技术在新媒体时代尽管有所发展，但这种发展或许还未能达到罗萨言及的技术加速的层级。然而，呈现在广播的媒介实践中的最为直接的节目编排却可以更加清晰地解构这种社会的加速。以987广播电台为例，早高峰的《私家车早上好》与晚高峰的《速度生活》，节目时长均为两个小时。然而，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晚两次高峰的时段呈现着不同的延长趋势，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长之外，听众对于高峰段信息，无论是索取还是供给上均有着原本不圈定于此段时间的需求。以路况信息为例，早高峰段的路况信息本集中在《私家车早上好》这一档栏目的范畴之内，而之后的无论是《惊喜大师》还是《大疯车》本不该涵盖此类信息，但在后台仍会源源不断地接到来自听友关于路面信息的“爆料”。

事实上，这种关于信息的溢出或者事务量的增加不单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由于新的媒介环境和社会语境带来的必然后果，深谙于其中的还应包含关于现代性以及制度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冲突，不是文化或技术，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制度问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越来越脱离传统社会的经验知识和习惯性实践，转而依赖于抽象的专业知识和匿名的抽象制度。[7]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制度（或者说秩序）成为一个极其核心的要素；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时间和空间成为了秩序的重要维度。现代的个人生活常常依照了精确的进度表（Schedule）来作为参照，对应到广播、电视等节目的编排中也遵循着相似的原理。然而，受众对于时间的感知，一方面受到媒介、社会制度、惯习等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参照，另一方面也因现实状况的不同，呈现出每日不同、每人不同的个体差异。这也恰恰映证了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现代制度在保持解放可能性之外，还同时制造着自我压抑的机制。[8]一方面，节目的流程和严格的时间系统限制了人们对于高峰时间的感知；另一方面，现实情况与个人感官也保有对时间再写的权利。

同时，这种暗含于媒介实践中的时间线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出行习惯。诚如前文提及的，由于交通法规和人体自身的生理构造，导致车辆驾驶者在路面上的视觉注意力集中在路面状况上（尽管我们随着车载显示屏能够通过将导航、路面信息投影到屏幕上，但这在一定意义上，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导致意外的风险）。因此，广播/声音成为了获取“意外”路面信息的最佳渠道。而媒介实践（在此处集中体现为广播节目的编排），即早高峰节目的开始，一定意义上影响着人们对于出行时间的安排。这种早晚高峰节目中对于路面信息的播报，一边秉持着解决交通出行困难的目的，另一边同时加剧着这种集中时段的出行。

二、作为片段的时间

上一部分，本文尝试着将媒介实践、时间感知和日常生活的践行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三个维度进行解构，在此部分中，我们拟将早晚高峰在媒介实践中出现的差别化现象作出进一步的理解，尝试解答不同时间段的感知力与媒介实践的关系。

学者邵培仁和黄庆认为：媒介时间概念的提出，为广播电视媒介产业经营研究理论体系的建构引入了一个新的切入点。而关于广电媒介的所有运作也均基于时间的维度，广电媒介就是时间的媒介，换言之，时间也就是广电媒介经营得以展开的内容。[9]

2019年9月，《中国新闻周刊》发布了一篇名为《上海的深夜密码》的文章，文中揭示了以上海为代表了夜生活文化，指出“夜上海”的这种文化现象成为了留住年轻人的一种特殊的方法。文章涉及了两个案例：是2019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在过往的餐饮、酒吧等业态基础上，丰富业态种类，增加文化旅游项目的供给，比如沉浸式话剧以及深夜影院、深夜书店、博物馆夜游等。而无独有偶，有数据显示：2016年英国夜间经济提供了8％的工作岗位，是英国的第五大产业。

事实上，这种夜文化在广播媒介实践中同样有所体现。尽管同样是一天中的交通高峰时段，早晚高峰时段在节目内容与受众互动两方面展现出一定的差异。除了相同的关于路面信息的播报之外，早高峰的节目内容有承接、串联昨今的作用，因此另一个在早高峰节目段中重要的内容是时事讯息的播报。相应地，在早晚高峰的互动量中，晚高峰也明显优于早段。基于此，我们发现：在广播的媒介实践中，存在着与上述“夜上海”相似的夜文化气质，群体和社会的经历被夜晚“激发”，呈现出“越夜越精彩”的奇特现象。不单如此，由于广播媒介实践中晚高峰中互动量安排的部分增多，进一步地强化了受众参与的感受，甚至有听众以“爆料”为一种兴趣和自我展现的舞台。

三、结语

英国学者约翰·厄里（John Urry）曾就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和时间做出过重要的论述，厄里用他擅长的旅游为例立论，认为尽管我们并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在旅行这件事上，然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以更快的速度去往更远的地方。厄里甚至夸张地将这种现象成为“宇宙化”（Cosmopolitanization）。

援引厄里的观点的意义并不在于讨论技术的升级如何超越全球化甚至走向宇宙化，或许也不是去探讨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更微观地，本文试图走向个体的层面，讨论个体的时间感知如何反映在媒介实践之中，以及这种个人感知与媒介实践的互嵌。本文从媒介从业者的经验出发，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媒介技术，或许技术不像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言及的座驾之势，凌驾、促逼于人与自然之上，而与个体经验之间呈现出一种协商的姿态。媒介实践是基于对多数个体的经验的归纳总结，而个体又反过来以千差万别的具体事件反作用于媒介实践活动，它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高低之别，而是以不同的视角共同改写了“时间”，这一原本有着严格标准的现代性之产物。

注 释：

[1]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5.

[2]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2.

[3]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4.

[4]卞冬磊，张稀颖.媒介时间的来临——对传播媒介塑造的时间观念之起源、形成与特征的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01）：32-44，95.

[5]藤竹晓.电视社会学[M].蔡林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5.

[6]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7]汪行福.复杂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秩序重构[J].探索与争鸣，2014（06）：4-10.

[8]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近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M].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5.

[9]邵培仁，黄庆.媒介时间论——针对媒介时间观念的研究[J].当代传播，2009（03）：21-24.

【责任编辑：肖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