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
——以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
邹佳丽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长期以来，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通过采访受访叙述者，记录历史亲历者的自述，将个人故事与历史史料连接起来，形成一种更为全面的社会、文化与人类理解。有学者提出口述历史是基于历史记忆基础之上的，而发掘历史记忆又是口述历史的主要工作，因此历史记忆成为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本文笔者将以唐德刚先生撰写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著作为例，探索各环节因素对于口述历史的影响，并试图从口述历史全局出发，阐释口述者的记忆与采编者的唤醒和文本转换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共同体的观点。
关键词：口述历史 历史记忆 历史真实 张学良口述历史
一、口述历史的重要价值与影响因素
在长期研究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有学者们提出历史记忆是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为了辨析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先对两个问题进行探究：口述历史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最终目的是为何？从历史事实到口述历史文本的最终呈现，期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倘若我们能更加清楚这两个问题，我们应该会更好的弄清楚何为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
（一）“真实”是口述历史史料的重要价值
关于第一个问题，口述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最终意义是什么？是为了利用口述者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以及八卦的心理从而去发掘它的商业价值？又或是为历史研究者另辟可以解决生计的专属职业？大概远非如此。历史是求真的，借助口述历史，人们可以获得亲历者亲自为人们讲述的历史史实，这些史实以其直接性和鲜活性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与其它历史资料相互佐证，以此来纠正、理清那些历史研究领域中未能拨开的迷雾，又或者以不同的视角在已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为历史真相再添新的证据。因此，在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尽量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即是口述历史史料最重要的价值意义所在。
（二）从历史事实到口述文本的三重影响因素
再次，我们来探讨通过采访、访谈等方式使历史事件亲历者将历史事实进行叙述，到最终形成口述文本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哪些环节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学者左玉河认为，“从口述者亲历的历史真实，到口述文本呈现的历史真实之间，即从历史之真到口述文本之真中间，经历了三重帷幕的过滤和阻隔：一是从历史之真到记忆之真 ，二是从记忆之真到叙述之真，三是从叙述之真再到口述文本之真”。[1]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口述历史中的“真实”，则要从客观历史、历史记忆、叙述的音像文本以及最终整理的口述文本四个层面保证真实性。经历了这几层环节的过滤，才是最终呈现于世的口述历史作品。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分析，在这里所提到的四个层面之中，存在着哪些影响因素以及记忆又在哪些环节上发挥了它的价值作用。
1.人脑主观意识决定客观历史到历史记忆的转化
人们可以通过记忆功能将历史事实储存在人脑中，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事实都可以由人脑储存起来，这与人对外界事实的认知和过滤有关。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以“自我”为中心，与自身联系密切的或对自身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实往往会被亲历者大脑筛选和保留，成为人的记忆，而其他“不重要”的历史事实，就会成为被人脑遗忘的信息。这是人类普遍具备的主观意识，也就是说几乎无法在这一环节上对口述者当时的选择性记忆提出过多的要求。
2.叙述者内外部环境影响历史记忆到叙述历史的过程
历史事实成为历史记忆被储存在大脑中，若人们需要将这些历史信息重新展现出来，则要通过语言或者文字进行转化。而口述历史就是通过语言的方式将记忆进行编排重新输出。在这个过程中，因个体组织语言方式不同、口语化表达语气语调不同，使得记忆呈现更为丰富而又生动，相比死板的书面语言，更能传递叙述者的情感，历史史料也就更加栩栩如生。然而，语言的组织编排也会近一步的对历史事实进行干扰。比如对历史记忆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因条理性不清、表达不够严谨等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会对历史事实进行近一步的阻隔。
然而，语言只是呈现历史记忆的媒介，除去语言之外，真正影响历史叙述的因素则是有关于人自身对于历史记忆的读取和调动。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记忆都会被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一过程中，还涉及到叙述者自身的心理、生理因素，以及外部环境对于叙述者的干扰和影响。
从叙述者的生理因素来看，“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依赖于人的感知而存在。”[2]时间的久远、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的变化都会对自身的记忆力产生影响。在人不同的生理阶段，经历者会因为年龄的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而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产生新的看法和认识，看待问题的立场、角度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叙述历史时的侧重以及态度都会不同。比如青年时期与老年时期对同一件事情的回忆就会不同。一些历史记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衰退而逐渐遗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记忆又会在脑海中被重构和调动，从而产生新的历史记忆。牛津口述史册中提到，“处在退休阶段的要比处在工作阶段的人更乐意接受反思式采访。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现在时间充裕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老年学专家罗伯特·巴特勒提出一个概念，即：随着人年龄增长，他们会经历一个“人生回顾”的心理过程。长期被遗忘的早期记忆会重新涌现出来，在人们回望个人成败荣辱时又变得栩栩如生。”[3]
这也说明，历史记忆的呈现与人的心理因素也有很大的关系。人们的回顾意愿、叙述意愿也将影响到人们记忆的呈现。当一个人暮年之时，往往会喜欢对人生进行回顾，这些时候记忆呈现者的叙述意愿会个更加的强烈，进而呈现出来的叙述也会相对的完整和饱满。
同时，历史记忆的叙述也受到叙述动机的影响。人们在叙述历史的同时，自身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甚至创造者会在历史呈现的过程中寻求对自我尊严的一种维护，从而过滤性的呈现记忆中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屏蔽和遗忘不利于自身的事实。还有像政治立场、民族情结等大环境造成的社会环境因素，也会对叙述者回忆记忆中的事物产生影响。
在这个环节中，口述者的记忆呈现将直接影响到叙述者脑中历史事实的完整性、客观性，如何尽可能的靠近口述者脑中的历史事实将成为重要的一环。
3.采访者对于历史记忆到文本转述有重要作用
这一过程中，采访者主要按照拟定的提纲对口述历史者的记忆进行唤醒、采集，然后又将受访者的录音、视频进行整理，转化为文本的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最终呈现。因此，在口述历史过程中，口述者是口述历史者所呈现记忆的最后一位转化者，为了不对受访者口述进行干扰，必须要尽可能地保持中立性，他的唤醒功力的深浅、保持相对中立尽量不干扰叙述者的度的把握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决定了叙述者对历史事实记忆的呈现。当然，没有采访者，口述历史也是不能够完成的，如果没有适度的提问、引导和挖掘，往往可能会脱离主题，口述历史就会变成零散的碎片，历史也可能就此石沉大海。同时，在将口述者的叙述在转化文本的过程中，因为文字无法将录音录像中所有的信息都呈现出来，因此采访者也可能会对历史真实的呈现形成破坏。这些都说明了采访者与受访者需要良好的“配合”才能有最终的口述历史呈现。
4.归纳小结
通过以上笔者探讨的两个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口述历史的核心目的在于以不同的呈现方式与其它文献资料互为补充，还原更加完整真实的历史，因此“真实”是口述历史追求的核心价值。
那么，若要尽可能地保证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必然要在事实到记忆、记忆到叙述、叙述到口述文本呈现这三个口述历史形成的环节过程中，尽可能的避免失真。
在历史事实转为历史记忆的过程中，个体生理和心理因素会对记忆中转存的历史事实进行过滤筛选，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都会在叙述者的脑中转存为历史记忆。也就是说，当历史发生的时候，叙述者的记忆机能已经决定了留在其脑中的历史事实，因而对叙述者来说，历史记忆只能是在彼时彼刻条件下亲历事件的部分事实。
在由记忆到叙述的过程中，历史叙述要依赖于叙述者提供的的记忆呈现，因此这一环节中，口述者的记忆将直接影响到叙述历史的完整性、客观性，记忆就成为打开历史大门的关键钥匙，如何激发、唤醒以及清晰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历史叙述的走向则会对保证记忆“真实”十分重要。
口述者是历史记忆保存和输出的主体，而口述历史的采编者则在从记忆到口述、口述到文本最终呈现的过程中起到唤醒、采集和文本转化的另一主体。采访者的采访提纲、插话对叙述者记忆的唤醒能力、以及对叙述到文本的转换能力，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从口述历史整体的叙述角度来看，口述历史将一定是两个人的事情，叙述者的记忆是保证脑中存储的历史真实、完整性的前提，而采访者的唤醒和转化则是保证记忆更加贴近历史史实的条件。
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将叙述者的记忆看作是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并不完整，我们不妨将叙述者的记忆与采访者的唤醒、采集、文本转换看作一个整体，整体当中，第一主体是记忆，第二主体是唤醒和转换，如此，口述历史的呈现将形成双向合力，最大程度地保证口述历史与历史史实的距离。
本文笔者将以唐德刚先生所撰写整理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为例，探讨口述历史的过程中，两种主体合力形成的口述历史成果。
二、记忆、唤醒与文本转换是口述历史的核心问题
“西安事变”是20世纪影响中国进程的大事件，作为这段历史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张学良因在国家统一和民族危亡的关键历史节点上做出这一果断决定而名垂千古。作为对于中国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张学良本人的口述历史则对还原当时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以及还原张在彼时彼刻的真实心里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为张学良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一书为例，探讨《张学良口述历史》口述者的记忆和叙述者的唤醒与文本转换所构成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特色与历史价值。
（一）记忆通过语言生动传递历史关键点
张学良在叙述1936年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记忆时，说的不多，但简练而关键。唐德刚在文本中记录了他与张学良关于这段历史的对话，“‘蒋不是您的上司么？’‘所以他发我脾气，我就把他抓起来呀’……在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于学忠问‘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张将军告诉我说‘我告诉于学忠，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蒋抓起来再说！’”[4]显然，张学良简练的话语让人感受到他性格中果敢直率，敢作敢为的一面，这与人们日常认知当中的能干出如此大事的人应该是深谋老道的人不同，甚至唐德刚本人也认为“能干出西安事变这样大阴谋的人，一定是工于心计、老谋深算，谁知他竟然是这样一个任性而冲动的人物。真是百闻不如一见！”[5]但冲动并不代表鲁莽。张学良的“冲动”是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张学良说“我从来不像人家，考虑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地，我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问题就是不要打了！”[6]张学良抓蒋，是有些不计后果的冲动，但根本上是为了国共统一战线，救民族于危亡。
这几句话直接表现了当时张学良坦率纯粹的内心。关于西安事变，通过他的语言，可以感受到在他的记忆中，并没有给当时的自己找一个伟大的理由，也不同于之前一些文献中记载的“内心复杂”的张学良，语言的剽悍直爽，并未让人觉得他鲁莽，反而越是坦率，越让人感觉到他身上的气魄和相信他所表述的记忆的“真实性”。这对于还原历史关键，为人们呈现一个真实、立体的少帅形象有重要作用。
张学良作为口述者，尽管已经是高龄老者，但在对历史记忆进行叙述的过程中，其对于关键事件中自身心理活动的清晰表述，尤其是运用东北语言生动直爽的表达方式使得历史记忆更加生动。
（二）心理因素对张学良口述历史记忆的影响
张学良的叙述动机和叙述意愿对于他的口述历史记忆呈现也有很大的影响。
唐德刚在书的代序中提到，张学良的夫人是信奉基督教，她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安排好的，因而并不赞同张学良在晚年时期写回忆录，但是张学良看法与夫人不同，他认为“写回忆录，不是为着搞什么‘辨冤白谤’，写回忆录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免得人家胡说罢了。”[7]这表明了当时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动机，他希望自己能够为世人留下一些关于当年历史的真实故事，免得被人们误解和胡说。因此他的叙述意愿也会比较积极，这就有利于将记忆比较的充分的调动起来，从而对当年的真实历史减少保留的成分。
但是，相对地，张学良有主动想让人们知道的内容就有不想让人们过于探究的地方。那些对自身不利的话题，他就会回避。他在谈到自己的十一个情妇时，自己也说“‘人呐，就是一张纸在那蒙着脸，你别把那张纸拽开，你要拽开了，就解开了这个后幕，那不一定是怎么回事！’”[8]张学良是凡人，也不是圣人，好多事情他也不希望别人过多地问，因此张学良在讲述其它历史事实的时候，也必然会有意识的回避自己不愿意回忆和讲述的记忆。
（三）社会环境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影响
在上面的部分中我们提到过，考虑到政治立场、民族立场等大环境的因素等，口述历史者的记忆呈现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比如，张学良在回忆西安事变时说“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9]之所以会说出“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说出来”这样的话，其实是表明张学良对蒋态度的特殊性，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仅有名义上的君臣政治关系，还包括了很多私人的情感。虽然二人有着长达几十年的政治分歧，但是作为蒋曾经的部下，二人之间还有着亲密的关系，就像他在给蒋的挽联里提到的“关怀之殷，宛如骨肉；政见之争，犹如仇雠。”因此他不愿在蒋介石在世时诋毁他或者评论他。他提到蒋在学生运动时要用机关枪去打学生，这把他激怒了，张自认为这些话在蒋在世时讲出来不合时宜，但随着蒋介石去世，他自身也刚刚解除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这使张学良认为外部环境有了变化，也让他的个人感情和思想也有了变动，他就可以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公开于世。
因此，口述者所在的社会环境背景也极大地影响着口述者所讲的意愿，影响着他叙述历史时顾虑和保留的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叙述者的记忆储存会产生遗忘，但同时，时间也会带来新的契机，当历史成为了历史，当彼时的环境对口述者本身影响甚微的时候，新的历史记忆就会被重构和调动出来。
（四）采编者唐德刚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影响
1.历史记忆的唤醒需口述和采编双方通力配合
访谈人与口述者双向进行交流回忆，是为口述历史的重要特点。但是唐德刚在书中表示，若要与张学良配合好也并非容易之事。他将自已与张学良的差异用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的对比来形容。当了一辈子司令的大人物，有一天却要面临着让别人用笔杆子指挥他的枪杆子，实在是有些难以接受。唐德刚认为，张学良自己也小看了“口述历史”，始终认为“口述历史”就只是口述人讲什么访谈人写什么这样的过程而已，并未有什么难的，这让他很头疼。他从一开始就警告过张学良，但他面从心违的神情表明，唐德刚对于张学良历史记忆的唤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问题，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长唐纳德·里奇也提到过，某些受访者“毫不理会访谈者的问题，只管自顾自地畅谈自己的风光故事。说起过去的经历，多少都存在着重现往日雄风的心态”。
由此可见，唐德刚在与张学良共同完成的这部口述历史著作中，双向合力进行交流回忆时，也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口述史绝非你说我记那么简单，背后需要采编者大量的历史文献知识储备，并要查阅大量的史实对口述内容进行校对，否则很有可能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
2.采编者对叙述记忆的文本转换有主观性的影响
访谈者的文本转述方式会对口述历史产生主观上的影响。唐德刚在200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以及2013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口述史》都是非问答式的，也就是说，原本由引导、提问下讲述的“问答式”内容，被处理成了张学良“自述式”的口述文本。这样改变形态，或许出于方便读者阅读的考虑，但或许也出于掩饰采访者在采访过程中问的一些不利于采访者客观回答的问题，从而可能会对口述者叙述的历史的记忆造成改写。人们也很难了解，在一些情况下，口述者为什要说这段话，为什么没有说完又转换了话题等等。比如，学者王海晨提到，“在该书中，张学良点评历史人物的地方特别多，都是在访问者（唐德刚）给他读书或讲故事，他有感而发，删除了访问者说的话，不将口述者放回到当时的语言环境中去，就无法判断他为什么要这样讲。”[10]由此看来，采访者转述方式也会对口述历史产生主观上的影响。
忠于张学良口述原话的基础上，对于张学良未能说完整的话语，进行校对标注。张学良在回忆关于“忏悔录”风波时，提到了蒋在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时跟他说，要他谈谈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给蒋回了一封信，后来被政治部的人知道了，蒋很生气，差了很多人。因为张学良年纪大了，记忆退化、语言颠三倒四的原因，这段口述史内容让人看起来有些不甚明晰。唐德刚通过多种资料的核实在书中的脚注中进行了说明，1955年的时候，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后来蒋把回忆录转给蒋经国，然后台湾《希望》杂志把张学良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全文刊登了，蒋介石为此感到十分生气，为此问责了当时很多人，包括蒋经国，当时的《希望》杂志被停刊，相关人员也到了受处分。由此看来，采访者在口述历史过程中并非可有可无的存在，其对历史的了解、学识水平的高低也影响着作品的真实和完整。口述历史，也因此会难免加入采访者的主观阐释的影响，受访者和采编者将成为口述历史作品的共同作者。
三、结语
总结以上探讨的内容，笔者认为口述者的记忆与采访者的唤醒与文本转换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共同体。历史应像是来自于各方面声音共同协作建构起来的和声，只有共同把握好历史记忆的“多声部”呈现和转换，历史记忆的才有更加真实的呈现方式。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唐德刚都对这本口述史著作的产生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当然，少帅张学良作为口述的第一重要主体，其历史记忆的呈现对整个口述历史作品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唐德刚在口述历史文本的转换方式上仍有不尽善尽美的地方。总的来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并未对既定的历史文献记载或者世人对张学良的看法有所推翻，而是让人们对张学良在发动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大事件以及人生其它阶段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口述者和采编者共同塑造了爱国少帅张学良生动真实的传奇人物形象。
注 释：
[1]左玉河.历史记忆、历史叙述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J].史学史研究，2014（04）：9-21.
[2][3]杜晓冬.牛津口述史手册（引言及第1章）翻译报告[D].河南大学，2015.
[4][5][6][7][8][9]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14，151，18，47，153.
[10]王海辰，杜国庆.《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以张学良口述历史为例[A].郭俊胜，胡玉海.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257.
作者简介：
邹佳丽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18级广播电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温华英】
